5月17日，全国政协京昆室举行了“名家名段演唱会”，纪念昆曲《十五贯》晋京50周年暨联合国授予昆曲“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5周年。
《十五贯》之所以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50年前这一出戏救活了昆曲这个剧种。1956年，在昆曲艺术处于泯灭的边缘之际，浙江国风苏剧团进京演出《十五贯》，轰动京城，毛主席亲自批示“这是出好戏”。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旋即建立了六大昆曲团，昆曲艺术重新红遍大江南北。
然而，除了老艺人们精湛的表演外，成功的原因更在于取材于冯梦龙《醒世恒言》的《十五贯》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据50年前在剧中出演衙役的老演员张世铮介绍：“1954年戏曲改革，1955年全国掀起‘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提倡调查研究’的运动。而昆曲《十五贯》两头都沾上边，昆曲是濒临绝迹的剧种，而《十五贯》的内容更是把侦破戏和情节戏结合起来，又让老百姓觉得好看。”
而在许多昆曲界内人士看来，《十五贯》在艺术上只是中上之作，《牡丹亭》才能代表昆曲的最高艺术水准，但在那个强调政治方向正确的岁月，《十五贯》的思想性得到了更多关注。今天的昆曲摆脱了“政治挂帅”的压力，却被投入到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娱乐市场中去了，在新的形势下，昆曲生存的压力依然很大。
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有关人士曾指出昆曲存在的五大问题：编剧人才匮乏；传统剧目严重流失；院团经费严重不足；昆曲生源严重缺乏；缺少演出剧场。20多年前，文化部提出“抢救、继承、革新、发展”八字方针，并颁发了一系列关于保护和振兴昆曲的文件。在抢救昆曲的呼声中，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昆曲应作为博物馆艺术，以保存为主，少谈发展”；二是“昆曲必须革新，否则难以生存下去”。
近几年的中国舞台上闪现了一道全新的风景，那就是由白先勇担任总策划和总制作、两岸三地联手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此剧在北大、复旦等全国11所高校巡演,观众达7万人次，如今就算没有听过昆曲的年轻人也知道了《游园惊梦》，知道了美丽的女子杜丽娘。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也引发了昆曲界许多思考。
《十五贯》晋京演出的复排导演周世琮认为：白先勇的“这次举动功德无量，让昆曲再一次进入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视线”。另一方面，在这位资深昆曲人心中，剧中男女主角还比较稚嫩，从唱功上看离昆曲古老的韵味也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整个剧以唯美作基调，服装太像日本艺伎服装，舞美也没有做到原汁原味。
评论家朱为总先生表示，社会对昆曲关注的焦点放在“通俗化”、“大众化”上，导致观众失去了走近这一文化经典的自觉性，并不能给予这“国宝”艺术最起码的礼遇和尊重。昆曲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流行”，而是它在中国文化史和艺术史上的成就与地位。
《牡丹亭》的成功预示着国内昆曲观众市场的潜力，但过于依靠名人效应对于昆曲的长期发展是否会有消极影响？在初步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后，如何在国际上树立昆曲的文化品牌，使其保持长盛不衰的魅力？
传承文化应从下一代做起，日本能乐获得“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在日本受到了国宝式的追捧，媒体广泛报道，社会各界集会庆祝，政府还规定小学生就学期间必须观看能乐。
反观中国，许多大学生甚至中文系的研究生都不知昆曲为何物。北大教授陈平原建议，把昆曲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项内容引入大学课堂，以此迈出普及昆曲的第一步。
世界的关注、政府的重视、观众的热情，似乎预示着昆曲艺术的全面复苏，而在快节奏、紧张繁忙的信息化时代，优雅从容的昆曲究竟还能唱多久？在古代与现代、传承与革新、高雅与务实之间如何保持平衡，从而将“东方大雅”真正发扬光大，并承担起塑造新世纪中国文化形象的任务？
2008年，恰逢关汉卿诞辰800周年，而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却只在昆剧中保留了“雪泥鸿爪式的隔世遗音”。借助奥运会的契机，不仅能唤回社会整体对于昆曲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向世界广泛介绍这门最能代表中国美的戏剧艺术之一，让昆曲在世界舞台上发出雅正之音。
昆曲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终结，恪守经典以求创新，弘扬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是昆曲界的使命，更是国人的期盼。正如浙江昆剧团团长林为林所说：“后继者任重道远，唯上下而求索。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实习生
王会娟）
（摘自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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