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演艺实施改制后,来自大陆戏剧界的争议,或者说非议,一直未停止过。主流观点认为,江苏演艺的改制并未更多地考虑艺术生产与创作的特殊规律。
2006年8月18日晚,北京长安大戏院坐满了观众。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创作的京剧《西施归越》,在此隆重首演。
与以往的演出不同,场内出现了一些特殊观众。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报道,当晚与首都群众“一块观看演出”的有多名中共高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国务委员陈至立,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胡振民,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志军等。在第2场演出中,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也来到了现场。
《西施归越》是一部大型新创历史京剧,系江苏省演艺集团继昆剧《1699·桃花扇》之后,打造的又一艺术作品。据说,演出结束后,刘云山、陈至立均称:“这部戏确实是精品。”
“中共高官有如此高的评价,并非空穴来风。”江苏政坛一位官员说,“江苏演艺改制是吃螃蟹之举,圈内外多有议论。高层的肯定,显示了高层对院团改制的态度和文艺改革的决心。”
2006年9月18日,《凤凰周刊》记者就江苏省演艺集团改制问题专访了集团总经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顾欣。
第一个“吃螃蟹”的院团
江苏省演艺集团改制启动时间最早可追溯到2001年9月28日。顾欣时任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当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文化工作会议,决定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成立新华报业、出版、广电、演艺“四大文化产业集团”。
江苏演艺改制模式,大陆官方通称为“整合模式”。
顾欣称,当时是整合江苏省文化厅所属的各个院、团,政府由“办文化”变为“管文化”,但转制并不彻底,仅是改制的第一步。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一块牌子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另一块是江苏省艺术剧院。后一块牌子是省府直属的事业单位。
2004年8月20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拿掉“江苏艺术剧院”这块牌子,院团全面企业化,方完成改制的第二步:“事改企”。
顾脱下了“副厅长”官帽,换上 “江苏演艺集团董事长”这顶新帽的准确日期是:2005年1月1日。当日,与顾一样被转制的共有1046人,往日的国家干部、艺术家“集体转业”为企业员工。也就在这一天,大陆首个以院团为主体的企业化国有演艺集团公司,宣告正式诞生。
目前,江苏演艺拥有省京剧院、省歌舞剧院、省昆剧等10个剧团、1个舞美中心、1个演艺学校、3个剧场、4家全资公司、6家控股公司、5家参股公司。现有职工2176人。
据一位大陆官员透露,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主抓的,李对江苏演艺的改制非常重视,并视之为改革“样板”,2004年李曾亲临南京考察调研。因此,《西施归越》在京首演,有多位高层“捧场”,并获高度评价,并不让人意外。
院团“改制”之后非议一直存在
但江苏演艺改制实施后,来自大陆戏剧界的争议,或者说非议,一直未停止过。主流观点认为,江苏演艺的改制并未更多地考虑艺术生产与创作的特殊规律。
《凤凰周刊》记者在南京采访时,一名从江苏演艺集团“提前内退”的演员说,我认为这种改制对戏曲艺术的发展不会有什么好处,作为一种特殊行业,院团承担着传承中华文明、光大传统戏曲的使命,不应该像乡镇企业那样改革,全盘企业化、公司化,从事业单位简单割开了事,当削价商品一样,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位演员甚至称,顾欣是“脑子发热”、“瞎搞”。此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顾对这样的非议表示理解,承认江苏的院团改制在圈内外产生了不少议论,“原来有大锅饭好吃,有政府财政养着,虽然收入涨不死,但也饿不死,日子过得相对安逸。现在“大锅饭”没了,有一部分人对此肯定是不满意的。”
顾称,自己在演艺界工作了30多年,从普通演员到省文化厅副厅长,深知旧有体制的弊病, “国家包养”的方式发展不了文艺生产力。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又生产了多少戏曲精品?不少艺术创作就是为了获个奖,获奖以后呢,领导有个政绩,剧目就放到仓库里了;不少艺人,一辈子的追求是为了评上一级演员,评上了人生就成功了,可以马放南山了。现在有人认为江苏的院团改制没有多考虑艺术生产规律,实际上以前的体制同老百姓与市场的需要严重脱节,才没有人真正去考虑呢。
江苏演艺改制后“面貌一新”,顾认为,用事实回应了非议。
江苏演艺集团提供给《凤凰周刊》的资料显示:2005年,江苏演艺所属各院团演出共计3398场,新创和排演剧目29台,演出业务收入达2793万元人民币。改制前,全年演出场次为1736场,新创排演剧目14台,演出业务收入为760.66万元人民币,仅为目前的三分之一。2006年,仅1至6月,集团主营业务比去年增长了
34.7%,半年已演出2007场。
所属集团的江苏省京剧院院长徐全心,是改制后通过竞聘上岗的。徐告诉《凤凰周刊》,“事改企”并非什么坏事,改制好不好,说什么都是假的,演员的收入是否提高才是最真实的。京剧院以前一年演出就是几十场,现在近200场;去年团里纯收入110万人民币,今年到8月,已近80万元。职工平均年工资有3、4万元人民币。而集团的演职人员2005年人均收入3.2万元人民币,改制前是1.68万元,仅有一半。
徐称,收入的提高,相应地调动了院团创作、演出的积极性。《凤凰周刊》记者在集团所属多个院团的排练厅里看到,演员的创作、演出情绪确实比较高,压腿、吊嗓、走场,各忙各的,市场演出时间表也排得满满的。
昆曲《1699·桃花扇》女主角单雯只有16岁,2005年刚从江苏省戏校毕业。单雯说,如果不是改制,当时还是实习试用期的她,是不可能成为主演的,以前论资排辈现象很普遍。演员创作、演出情绪较高的背后,其实是竞争的加剧。单透露,现在院内演出实行“工分制”,演出一场主角是10工分,每分10元人民币,这样她演一场《桃花扇》,就能挣100元。一般演员得5工分,能挣50元。饰演主角和出场机会的竞争比较激烈。而能否获得机会要看演出水平、舞台状态和观众反映等多方面,大家都不能放松。
用市场经济手段“指导”艺术创作
顾欣称,改制后,除了昆曲《1699·桃花扇》、京剧《西施归越》,江苏演艺还诞生了话剧《理想主义三部曲》、《青春万岁》等多部有影响的新剧,包括昆剧院、京剧院、歌舞团、交响乐团在内的多个剧种、院团得到了发展。
但剧种、院团之间的竞争与演员之间一样也大大加剧了,甚至变得残酷。
据了解,江苏演艺移植、套用了经济领域的不少做法,如废除职称终身制、实行末位淘汰制等等。顾欣称,以前的职称没有用,演员演什么角色拿什么工资;年终考核不合格要淘汰,进入集团人才中心培训、待聘。
对这种做法,《凤凰周刊》记者在南京采访时,发现有员工在“诉苦”,认为用完全市场经济的考核体系检验艺术创作和实践,不科学也欠合理,对这种做法“有点心慌”。以前考虑更多的是艺术创作质量,排演精品,现在首先想到的是演出赚不赚钱,如何吸引观众。
徐全心证实,改制后院团间、剧种间的竞争确实加剧了,院团没有新剧好戏,演出再不多,那么奖金、提成也就少,演员的收入相应就低。顾欣称,这是用市场规则在指导艺术生产。
据顾透露,江苏省委省政府也是这样来“指导”院团的。昆剧院创作《1699·桃花扇》时,省里预支250万元人民币,承诺只要演满200场,这笔钱将作为政府补贴,不用还了;京剧院成功创作、演出了《西施归越》后,省里拨给200万元人民币。“如果新品少、好戏少、演出少,获得省里的专项扶持资金就少”。顾认为,这正是转制的一大特色和刺激创作的有效手段,变以前的养人养院团为养戏养剧目,符合艺术作品创作和生产规律。
这套“市场经济”的做法,除了用于指导艺术作品创作、生产,还被用到了艺人分流上。
《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被告知,由于政府强调改制推进速度,除“竞争上岗”外,“提前退休”这样的办法也出现了。一些年龄偏大,甚至年龄不大,艺术生命力仍很强的演员提前离开舞台。这部分演员曾为江苏戏剧事业作出过贡献,据说,作为肯定,同时也为稳定这部分人的情绪,保证改制的稳妥,是政府“埋单”,通过财政拨款完成的。一位退居二线官员称,这是“花钱买改革”。
圈内人认为,这部分演员的提前退休,给年轻人留下了更多的舞台机会,但同时多少也对演出水准产生了影响,“十八般武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唱念做打,一招一式也不是短时间可以精通的。”
徐全心对此说法持否定态度。徐认为,戏剧舞台上,特别是京剧,演员年龄一大,易出现唱不出来做不到位的现象。因此,每一代艺人都重视授徒传承,希望年轻人早挑大梁。至少江苏京剧院在改制后,水平下滑的现象没有出现。反之,在改制后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京剧院就完成了新一代艺术核心的整体转变。现在主要演员平均不到40岁,《西施归越》女主演李洁今年35岁,是艺术创作最旺盛的时期。
但对一些德艺双馨,有较高知名度的演员,江苏演艺实行“返聘”制,把一些退休演员请回来,观众需要的重新登台,身怀真传的教授新人。徐全心说,仅京剧院就返聘了几十名艺人。梅兰芳嫡传弟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沈小梅便被返聘为京剧院名誉院长,她把梅派大戏《贵妃醉酒》亲授给《西施归越》的女主演李洁;中国戏剧 “梅花奖”二度获得者黄孝慈,退休后也在带徒弟,新收了高飞、张婷两位女弟子。返聘演员中,年龄最大的是出身梨园家庭的傅关松,已有70多岁了,曾饰演《骆驼祥子》的刘四爷、《沙家浜》中的胡传魁。
新的不公影响江苏演艺的市场生存
大陆改革开放28年,教育、地产、医疗等领域的改革都有实质性的进展,独独文艺这一块至今未能真正地“动”起来,“尚处于议论怎么改的层面。” 顾欣称,改制就应该允许探索和失败,不论外界对江苏演艺的改制怎么议论,但“不论游泳的姿势是否正确,至少我是在水里,总比在岸上指手划脚,坐而论道好。”
顾承认,企业化的改制解决不了院团的全部问题,但认为江苏的改制采取的是当初对付乡镇企业那一套,其实是一种误解,政府并不是甩包袱。改制后,政府对院团的补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加大了,江苏省领导在这方面考虑得很到位,只不过给钱的方式变了。
艺术创作存在商品属性,但同时兼具社会性,即社会效益;旧体制的缺陷也造成了改制成本的增大,这些帐不应转移到院团身上,应由政府“埋单”。高雅艺术,也并不是市场游戏规则可以解决的,弱势剧种还需要政府扶植。而目前,包括江苏在内,在这方面并没有一套成熟的做法和方案,形成制度。顾认为,这是政府进行院团改制时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政府与院团间也存在“双向选择”的问题。
顾觉得,如果大家都在市场化企业化的平台上,改制本身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倒是未改制的演艺团体带来的麻烦让人觉得困惑,如文化部直属XX团、文化厅直属XX院,“这类尚由政府包养的院团,有职能部门背后撑腰,干扰了正常的演艺市场。”
“那些院团拿着政府的钱,与依市场规律运作的江苏演艺集团一块抢食蛋糕,我觉得不对头,一方面拿政府、纳税人的钱去排戏去演出,另一方面又从票房、从纳税人的口袋中获利,这样两头受益,说实话,我们竞争不过他们。”
江苏演艺重点引进的“海归”艺人、所属文化产业公司副总裁张小雪认为,如果大家都改制了,演出市场的竞争会加剧,但大家的竞争环境是公平的,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改与不改导致的这种新的不公。“由于包括新的不公等多种原因的存在,民营资本尚未能引进一笔,这也是江苏演艺改制后的一种无奈。如果民营资本出现了,院团改制会更有希望。”
据张透露,前来江苏“取经”的单位很多,现在每个月都会有外地考察调研团出现,浙江、重庆、江西等一批省、市都已来过。与江苏演艺集团同城的南京市文化局所属剧团,近期就将仿效改制。
这么多地区、单位酝酿改制,应该是一种信号。《凤凰周刊》了解到的最新信息表明,中共高层也正在考虑加大戏剧院团改制的推进力度,争取消除体制改革的“最后一块荒地”。
来源:凤凰网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