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昆曲那种鼎盛繁荣的时代过去了

人的节奏处在最好的状态时，应该是忙而不乱的。

如果你的内心从容丰富，外在生活又有物质保证，人生是会很美好的。

我们应尽自己的心去做最扎实的事儿，这是一种深沉的爱，不在于你要唱多高的调。

“生命里总有那样一些冥冥中的缘定，不期然间蓦地相逢，无语微笑，绽放出宿命里早已刻画好的那一帧容颜……昆曲之于我，就是如此。”

在“十一”黄金周期间，还是在央视的节目上，于丹口中吐出的不再是孔老夫子的之乎者也，而是昆曲的水磨腔。她在央视三套连续七天解读昆曲，又在文化界引起了热议。

不久前，根据此节目增修的《于丹·游园惊梦》出版。和两年前《于丹〈论语〉心得》出版时不同，这次于丹选择了回避媒体的方式。除了太忙以外，她也有她的道理。本报记者通过出版方帮忙，几经联系和等待，才请她在参加活动的间隙回答了我们的提问。

其间记者获悉，于丹已经在“百家讲坛”录制了新的节目，内容依然是关于《论语》。

昆曲是我心里一种温暖的东西

于丹讲昆曲，搞的不是学术讲座，仍然如同解读《论语》《庄子》那样，述说的是心得。昆曲的从容与优雅，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是荡涤浮躁、沉潜平静的一剂良方。

《城市快报》（以下简称“快报”）：古人长于营造 “柳暗花明”的意境，昆曲也有这种美感，但对于现代人来说，生活在紧张、直接的节奏里，还有可能接受这样的意境吗，还能接受它的从容吗？

于丹：从容是一种心态，不是外来的节奏。人的节奏处在最好的状态时，应该是忙而不乱的。节奏可以紧张，但心态要从容，别忙到捉襟见肘、拿东忘西。如果你在处理每一件事时都烦躁不堪的话，那就忙“过”了。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人的生活是可以由自己来选择的——选择的是一种调节的方式。当你一步跨入昆曲这门艺术时，就相当于步入了古典的时代。今天我们已经失去了古典时代那种外化的环境，但不能失去那种内心的秩序，那种悲天悯人、“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境界。它能让你的心情流连婉转，让你在紧张匆忙的过程中，心中保持缄默微笑，从容优雅。

快报：但现代人的生活太物质化、现实，你觉得这和昆曲的精髓是不是相矛盾的？

于丹：今天的生活品质，分为内在、外在两部分。外在的生活就是物化的，这一点不能完全否定。不是说你享受了物质生活，你的内心一定就是荒芜的。如果你的内心从容丰富，外在生活又有物质保证，人生是会很美好的。关键就在于你的内心有没有某种品质，在于你是否有取舍。大家在谈论我最近为什么一直拒绝媒体采访，我觉得这不光是为了节省自己的时间，也是对媒体负责。你想，如果一个人每天面对三五个媒体，他所说的东西能不重复吗,还能给人家什么新东西呢？所谓厚积薄发，就是一种沉淀。

快报：那你节省下来的时间，有用来看戏的吗？

于丹：前些天濮存昕来电话，说请我去人艺看戏。可以说这一年里，人艺的戏，还有在北京演的昆曲、电影，我几乎没有一个落下的。也就是说我仍然有大把的时间在看戏，我可以在北京看完《牡丹亭》后，再追到上海去看《长生殿》，这就是我的节奏。人们可能觉得：你作为一个传媒学的教授，教学生就够累的，还满世界去讲国学，再加上一年出几本书，就该累死了。但其实不然，我还是有心情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看我想看的戏，有想和学生在一起玩儿的心情。其实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孔子有句话说得好：“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大意是说：仁这个东西远吗？我想要做到仁，仁就会马上到我的身边。有时就是通过心中一念，你就会获得想要的生活。所以我说，今天的生活节奏固然是紧张的，但是喧嚣不一定能掩盖从容，这取决于你心中有没有定力，有没有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当你以此为前提，而去选择拒绝某些事、选择沉静时，你就会离真实的自己更近一步。

快报：你和昆曲界的往来应该是很密切的。

于丹：我在昆曲界有许多很好的朋友。前两天我在外地和浙江昆剧团的团长林为林聊天时，他给我拎了一大匣子的书，都是线装本昆曲工尺谱，其中包括全部的《临川四梦》，全本的《桃花扇》。那么重的东西，他拿来给我看了以后，又拿走，帮我托运到北京。他当时说：“你来了，我不能不让你看看、摸摸这些书。”那些线装的书放在手里，一页页翻开，看到的都是用蝇头小楷抄下来的工尺谱，哎呀……那感觉真是温暖啊！他说，这些书拿回去，你就放着，你现在是没时间看，等你退休了，别忘了这一箱子书就行。我听了心里很感动。昆曲对我来说就是心里一种温暖的东西，在我的心中活着，让我在疲惫、厌倦、匆忙的时候有所寄托，当世界匆忙的时候，我就可以“缓”下来，心里张弛有序。

快报：你在《于丹·游园惊梦》的后记里谈到了对昆曲很深的情感，它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于丹：昆曲是我真正喜欢的、沉浸在心里多年的一样东西。前些日子我在欧洲和美洲的时候，陪同我的人感到特别奇怪，他说我在塞纳河边成天哼唱昆曲，那种反差很大，还问我：不管是巴黎的街头还是里约热内卢的海滩，你怎么老是哼哼昆曲？就像很多人高兴了就会哼哼流行歌曲一样，我自己一高兴，肯定哼哼昆曲。因为它在我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太重了。所以在我看来，昆曲不是一个必须去振兴的使命，也不是说对安身立命有多大用处的东西——没用，它不是功利的，是一种纯然的审美。正因为它不是功利的，所以在我的生命中才如此纯粹、隽永，会跟着我很久很久。我想我这一辈子在闲下来的时候都会哼唱昆曲。

我愿意做一个昆曲的“大义工”

于丹在大众媒体上解读昆曲，是不是为了复兴这一传统文化而摇旗呐喊？是不是在为一个日渐落寞的艺术形式力挽狂澜？昆曲的受众群和《论语》的读者群一样吗？对此，她统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快报：去年你解读《论语》，今年解读昆曲，有评论说两者殊途同归，都是将个人对传统文化的感受引申到心灵生活中，你觉得这两者的受众是不是一样的？

于丹：我讲《论语》和《庄子》，都不是站在纯学理的角度解读，而是站在“我们当下的心灵感受”这个角度。这次讲昆曲也是一样。至于说喜欢昆曲的受众，我觉得和《论语》的受众是没有可比性的。《论语》存世两千多年了，讲的都是朴素的道理。你去找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即便他根本没读过书，却可能知道孔夫子，知道过年过节的时候有什么礼俗，知道怎么接人待物。这就是《论语》的群众基础，是一种文化基因。昆曲从一开始就是文人士大夫欣赏的戏曲形式，流传的时间也并不长，它的雅，注定不是大众能接受的。但是我说过，在今天，我会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去讨论。你有缘接触，就去接触。从开始做这件事时，我就没有想过它要有多大的覆盖面，多大的受众群。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做了。

快报：这次你对昆曲的解读是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对于唱腔、身段等表现形式涉及不多，为什么这么取舍？如果你对昆曲的探讨太形而上的话，会不会使受众觉得有障碍？

于丹：现在接触过昆曲的人，所占比例不是很大。所以我这一次就是想让大家和昆曲离得更近。选择从文本入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因为从文本入手的话，里面涉及唱腔、唱词、人物性格、情节，易于传播，大家会记得住。我如果上来就讲唱腔，讲《山坡羊》是什么曲牌，《驻马听》是什么曲牌，一个一个曲牌这样讲下去，有的曲牌名儿的那几个字怎么写，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所以一旦我讲昆曲的曲式，也就意味着我浪费了央视的一个传播平台。央视之所以在“十一”黄金周给我这个平台，不是要我去卖弄自己喜欢的唱腔之类，而是希望我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栏目主持人马东曾和我说过，这个讲座的效果，就是希望老百姓能站在门口看一眼，了解昆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定位把握得很准，我们就是要让现代生活中的观众对昆曲产生兴趣，而且觉得它距离我们并不是那么遥远。

快报：那么你会拒绝“昆曲义工”这样的角色吗？

于丹：我和白先勇先生说过，我愿意做一个昆曲的“大义工”，愿意为昆曲做更多的事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呼吁“昆曲的时代又重新来临了”“今天全民看昆曲”。我觉得用心去做一件事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尊重这个事物的规律。有时我们往往以一种过分抬高的方式来贬损事物的价值。我觉得很多人对我的信任，就超出了我的负荷。很多人说我必须要讲老子，必须要讲韩非子、孟子、墨子，甚至讲讲中国历代所有文人。我不是研究这些的，假如我真的去研究他们的话，会失去我的专业。

快报：所以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为昆曲摇旗呐喊，还认为“昆曲早已走过了属于它的时代”。

于丹：昆曲在明末以及清代前半部分的发展可谓繁荣，从民间的戏班登堂入室，一直走到红氍毹上，成为皇家欣赏的艺术。那是它的极盛时代。然而今天是什么时代？是大众传播的时代。《牡丹亭》这一出戏一共55本，《长生殿》和《桃花扇》都是50本，连演起来要几天几夜。你问问今天的年轻人，就算让他连续看韩剧，他能看多长时间？那么谁又会去看昆曲？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昆曲那种鼎盛繁荣的时代过去了。今天昆曲仍然活着，作为一个民族精雅的艺术形式，活在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里，活在其他剧种的传承中，也活在舞台上。它不会死——我有这个信念。我也愿意为它做事。但我不能不负责任地说“大家一起来摇旗呐喊，让昆曲的繁荣时代在21世纪重新到来”这种话。我们应尽自己的心去做最扎实的事儿，这是一种深沉的爱，不在于你要唱多高的调。（记者 张玥）

（摘自 《城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