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班昭》

《班昭》剧本创作于1997年，2001年上海昆剧团首演，此后我又创作了多部戏曲，可是这几年最能触动我心境的，还是《班昭》。
无论重读《班昭》的剧本，还是重睹《班昭》的演出，甚至一走进《班昭》的排练场，一听见《班昭》的唱腔旋律，我就会迅即沉浸进去，会油然生出一种悲苦和静穆的感动。有时候，我都想回避它——不是想回避《班昭》这出戏，是想回避自己曾经的悲苦内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经历了一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在波涛汹涌的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时愕然不知所措，面对既定人生价值的崩解和被嘲笑，不得不重新思考出路，讨论尊严。《班昭》剧本，就是我对那场讨论的关注和发言。其时，我也同样面临着“坚守职业岗位”和“重新寻找出路”的两难选择。久久盘桓思虑的结果，竟凝成了一部昆曲《班昭》。
班昭，名姬，字惠班，约生于公元49年，约卒于公元120年，约在世71年，她与她的父亲班彪、长兄班固都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生前著《史记》，虽屡遭困厄，死后却声名日隆，直至被神化。汉室明令禁止续写《史记》。班彪作《后传》，班固作《汉书》，都曾获罪坐狱，他们的作为被视作“狗尾续貂”，是对“史圣”司马迁的大不恭敬。因此当时对《史记》的续编，多是冒着杀头的风险在不敢公开的情形下所进行的“地下作业”。班昭目睹了家族著史的悲喜艰辛，在班彪、班固先后过世，班固《汉书》尚余部分未及完成的情况下，与马续一起，最终完成了《汉书》的全部工作。
《汉书》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史的又一部伟大经典，它是构成后来古代正史的一个重要环链。而面对《汉书》这样一部皇皇史著，班昭却是一位默默的耕耘者，尽管她为《汉书》做了很多艰苦的创造性的工作，她也为《汉书》的最后修订和注释支付了许多沧桑岁月，但是她却选择了“匿名”，选择了“奉献”，她是自觉地把自己有限的个体生命无形地融入了不朽的文化积累与精神创造之中，她是中国古代文人尤其是女性文人自我修行和自我实现的楷模和象征。
所谓“文人操守”，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文人和近现代知识分子探究不尽的人生课题。我想，文人的所谓“操守”，大概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职业的操守，包括对于学术与学问、事业与职业的执着与追求。二是人格的操守，包括对于理想、信念、道德、国家、民众的忠诚，尤其当这份忠诚面临诱惑、面临消解、面临危险的时刻，依然能够保持住意志的坚定和对于崇高的向往。昆剧的《班昭》，就是试图塑造一位崇高的“文人”。
其实，班昭所生活的时代和她所身处的环境，也与我们当下所熟悉的某种风气与人物暗合。在突然而至的物质利益的诱惑之下，“躲避崇高”、“回避深刻”、“消解价值”，一时间居然形成口号，变为时尚。正因为古今气场的某种贯通遇合，才使得以古老而典雅的昆曲来演唱的《班昭》，更具有某种令今人感动的力量。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新编历史剧《班昭》就是历史人物的当代素描与心灵写照。
时至今日，我对演出《班昭》的上海昆剧团和扮演班昭的张静娴女士，真的是满怀感激之情。是他们在我职业的犹疑之时与人生的困顿之秋，殷勤邀约并执着激励我写作了《班昭》。因为这部《班昭》不只是在我的剧作中又“多”了一部昆曲，而更有意义的是，它及时地记录了我作为一个当今知识分子，在一段特别的历史时期与特殊的人生阶段所经历、所感悟的某种“真实的记忆”与“真诚的思考”，这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当然，我也因为《班昭》而认识了昆剧，认识了上海昆剧团。我在蔡正仁、岳美缇、计镇华、张静娴、顾兆琳、顾兆琪、梁谷英、张洵澎、刘异龙、王芝泉、方洋、张铭荣、李小平等艺术家的身上，分明看到了一代昆剧人为了传统艺术历经50年风吹雨打而始终如故的坚贞与守望，《班昭》所努力要传达的生命情调与精神风姿，也正是这一代昆剧人的艺术写真，是他们毕生安于清贫、甘耐寂寞，坚守昆剧岗位并传递戏曲薪火的集体影像。
每一次重读《班昭》，都有种“熟悉的陌生”和“陌生的熟悉”。《班昭》于我更像是一种自镜，一种联想，一种警戒。所以，我在每一次感动于《班昭》的同时，也每一次地感谢着《班昭》。

（摘自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