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31年前刚刚踏入戏曲的境遇完全不同,参加十九大回沪后的我更加坚定了自己与传统文化的海誓山盟:我想与昆曲一起慢慢变老。这不单纯是我个人的情感因素,也是文化从业者对行业的自信、对职业的自信、对文化的自信。

遥想上世纪80年代,我刚刚入行,谈不上“自信”,只是知道唱昆剧、看戏曲是为丰富老年人晚年精神生活而服务的,属于“夕阳红”的事业。到了上世纪90年代,是戏曲观众青黄不接的时候,老观众不多,年轻人更是没来。当时的念头,单纯到“只要有观众就好”。看到其他行业的演员,心底里多少有点羡慕,觉得他们看起来更加威风。以至于,戏曲演员们心底里产生了自我怀疑,我们是否选错行了?我们再苦苦坚守,却乏人共鸣。舞台艺术是与观众互动的艺术。如果我们在台上演戏,台下的观众还没台上的演员多,那种寂寞——岂是一个愁字了得!而且,这种寂寞,并不是可以通过社会各界一时的赞助、支持,就能解决的,难免令人感觉无力前行。当时呀,我甚至在别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时候,忽略掉“戏曲”这两个字,直接说“演员”。当时,男生白天练功,晚上没戏可演,只能外出打工维持生计,虽然我们试图维持信念——但是,得不到尊重。

与此同时,还听到业内曾有一种说法,意思是要以“博物馆保护”的方式“保护”昆曲。所以,一听到“昆曲博物馆”这5个字,我就颇不甘心——难道,今后的昆曲只需要讲解员了?难道我们这些昆曲演员就没有舞台了吗?昆曲就只能成为“展品”了吗?我们怎么能成为“活化石”呢?

任何一种保护与传承,都必须是“活的”保护、“活的”传承。哪怕是展品,也应该是“活的”。艺术要存在于人民之间,才是活的。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让昆曲与生活有关系,必须发展“昆虫”——更多热爱昆剧的人们。所以,从1998年开始,昆曲开始走进校园。我们穿戴整齐,在课堂、讲坛、礼堂中粉墨登场。慢慢的,校园里的同龄人对传统文化的由衷热爱、追捧,让我们感受到了尊严。自此,我就决定与昆曲一起慢慢变老,几十年如一日直至今天。

2014年10月15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把戏曲与传统文化提升到了很高的高度。会议上的每一句话,对我们而言都是激励,都把我们戏曲演员的命运与国家命运、民族兴亡紧紧联结在一起。自此,我们不再感觉是当年为生存求自信,而是深层次的文化自信。我们歌唱的、传颂的,是中国故事、是中国精神。我们的舞台更加广阔。如今,昆曲演出几乎天天客满。

若不是2016年恰逢我国伟大戏剧家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得到大力宣传,可能世人还是只知道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不知道与他同时代的中国汤显祖。从去年开始,我们在全国各地巡演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仅在广州大剧院,就有6000多位观众,充满仪式感地前来观赏。他们身穿旗袍、中装,对传统戏曲充满憧憬和崇敬。演出后,我们演员签售说明书,就引发了排长队,晚上10点半后还无法收尾。广州大剧院对我们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迎来戏曲演出的空前盛况,还特别关心:“你们2017年来演什么?”

“临川四梦”在广州大剧院的票房是100万元。今年,四本《长生殿》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票房是15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更多的是年轻人的支持、传统文化的回暖。以前绍兴路昆团小剧场200个位置怎么填满,我们都愁煞,如今的观众则说:“有昆曲上演吗?我想看她一个礼拜!”

加之,近来中国戏曲在国际上频频亮相。在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希腊等国,我们都受到海外观众潮水般的欢迎。《椅子》前些日在俄罗斯、阿尔巴尼亚上演。观众们首先是鸦雀无声,因为他们万分好奇、聚精会神,随后他们给予我们停不下来的掌声。他们对中国文化兴致盎然,因为传统文化从头到脚都是宝。无论是手绣服饰、水磨声腔还是载歌载舞的表演方式,都令人心向往之。

文化是展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在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到世界关注的同时,我们的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在世界舞台上登场,这就是如今,我们戏曲演员的基本责任。

(摘自 《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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