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我的人生故事

每个星期听一次昆曲,周末我们一定去看戏,听昆曲,假如有特别好的戏,就不听昆曲,就去看戏。那时候叫汇演,各地的好戏都到北京来演出,戏曲界我有很多朋友,有很好的戏票早给我准备了,所以星期六晚上去看戏,不仅我和我老伴,我妈妈也喜欢看戏,一块去。有时候看戏看到12点以后才回来,这也是很愉快的事情。

　那时候北京几个重要的昆曲演员常到我们家来,南京、杭州的重要演员也到我们家来,我们都跟他们做朋友。张允和写了好些关于昆曲的文章,人家很喜欢看,台湾对昆曲热心的人很多,也把她的文章拿到台湾发表。

　俞平伯跟我们家交情好得很。我们家有很多俞平伯写的东西,老伴去世以后,我现在不挂这些东西了,我孙女带走了,她也很会玩。俞平伯很有学问,家学渊源,三代都很有学问。

　俞平伯的风度真是没有话说,这是中国传统的仁人君子,高尚学者的风度,待人好极了。他对《红楼梦》的观点跟共产主义当然是谈不上的。所以批判俞平伯是没有用的,看起来是笑话,古代的文学为共产主义服务,怎么可能呢?

　俞平伯在曲会里常常讲他的研究成果,等于大学里上课一样,非常深入,那真是有水平!

　曲会里有几个家庭妇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这都是薪金阶级,维持家庭都没有问题的。后来薪金阶级没有了,变成工人阶级。夫妇两人不得不工作,不然养不起家庭。在我们的时代,高级知识分子妇女不一定做工作,因为那时候家庭经济由丈夫负责,家里的太太都是学问很好的。那时,中、英、美都是这样的。

张允和在曲会里没有收入,不仅没有收入,我们还贴钱。北京市文化局每个月贴给这个曲会二百五十块钱做零用,其他的由各方捐钱。这种民间机构从明清就有了,士大夫在一起雅集。这个昆曲民间机构等于京剧的票房,都是士大夫有钱、有闲、高尚的娱乐。曲会在现在王府井商务印书馆的地方,里面还有小的演出剧场,中央很多有名的人都来看。周总理常常来看戏。康生也来,康生很懂昆曲的。

　沈从文也来过,但不是很多,沈从文对昆曲的兴趣没有我们大。他搞另外一套,忙得不得了。张兆和也懂昆曲,来得不多。

　我对昆曲的爱好从中学开始,我们校长童伯章对昆曲很有研究。童伯章在中学就教我们昆曲的文学,昆曲的音乐,我已经有印象。我始终对昆曲不是那么喜欢,我喜欢西洋音乐,我年轻时也学小提琴。听西洋音乐是张允和跟了我走,听昆曲是我跟了她走。我觉得中国音乐、西洋音乐都有好的地方。

　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出国。1978年,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在美国大学里很有地位,他和另外几个大学有名的教授组成一个访问团,他代表耶鲁大学,来中国访问。他们来之前,我们不知道,来了以后通过关系找到我们。我和张允和就去看傅汉思。访问团团长是余英时,副团长是傅汉思。余英时的学问很好。他们知道中国没有录音机,就带了好多录音机,今天这个录音机已经过时了。

他们来了之后,文化生活开始恢复。大概到1984年以后,才恢复正常,这一年我受邀请出国。有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我去开会,领导突然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一下,下星期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我这里的工作还没有搞完,我的衣服也破光了。"领导说:"没有问题,你赶快去做最好的,开完会回来一概交给公家。"这样子就匆匆忙忙到巴黎,当时国家是不给钱的,因为有人帮我们出,我上飞机,一分钱都没有,上飞机前,他们说:"你的皮夹子要取出来。"因为国家规定不能带人民币出去的。我的皮夹子就交出去,口袋里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一分人民币。后来人家问:"一分钱都没有,你怎么敢上飞机呢?"我说:"已经到了飞机旁边了,不上也得上。"我倒一点也不惊慌,因为有困难,我在国外还是有些关系嘛。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