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的天津昆曲状况

清末民初时期的天津昆曲状况

民国初期，天津在昆曲演出、昆曲评论和昆曲研究等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的行将灭亡之际，许多依附于这个封建王朝的士大夫阶层为了避祸开始退居天津，以观测时代风行。许多昆曲伶人、昆曲研究家和昆曲评论家也随着这些士大夫的转向而在天津开始了潜心研究、论著和演出活动。

最早来津开始曲学研究的是号称近代论曲三大家的王季烈，他与王国维、吴瞿安（梅）都是当时国内研究曲学的顶尖学者。

一九一二年，王季烈避居天津，他在《戒子篇》中说：“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辛亥…..时君主立宪，季烈任资政院钦选议员。革命成功之后弃官不仕，悔治西学，乃潜心旧学。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壬子…..避地天津，始读曲遣愁。”在另一文中，王氏还说：“余避地海滨，端居寡侣，始以读曲为遣愁之计。继而稍习度曲，得《钦定曲谱》、《北词广正谱》、《南词定律》、《度曲须知》、《音韵辑要》、魏王二氏《曲律》，及近人王忠悫之《曲原》、吴瞿安之《顾曲麈谈》、许守白之《曲律易知》，读之，乃恍然于作曲、谱曲、度曲之原理。更进而读姜白石之《歌曲》、张玉田之《词源》，始于词曲变迁，宫调沿革及旋宫之理，略有所见……。”（见《螾庐曲谈自序》。）说明了他研究曲学的肇始原因。

此时，严修也在天津开始了曲学探索，王季烈与严修曾同朝为官，且皆好古乐，因此在津过从甚密。王与嘉兴人刘富梁（字凤叔）在津合著《集成曲谱》，就是由严复作的序。严修为此谱作序，称之“自元明至近代之佳曲，搜采无余，订正曲文，厘定宫谱，俾习昆曲者得所依据，不为伶工传钞之本所误，洵足以振衰起废，使昆曲复盛于今日也。”

与此同时，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字寒云）也潜心于诗文、书法及昆曲艺术。他雅嗜京、昆，不但精通戏剧理论，写过评戏文章，还能粉墨登场，是京津地区的名票。他曾与欧阳予倩、梅兰芳、马连良、俞振飞等人同台演出过京剧、昆腔，民国时期的《游戏新报》，有他演《惨睹》（又称《八阳》）一折时的剧照。与袁寒云一起进行昆曲研究的还有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工于演剧的清皇室贵族溥侗，他们还创立了“温白社”，常作文酒之会，讨论剧曲，兴趣弥浓。研求有得，则笔而书之，以寄京园”。当时徐凌霄主持《京园剧刊》，上面登载过袁寒云对昆曲的研究文章。而有资格到“温白社”中教戏和配戏的伶人，也都非闲之辈，如袁寒云与王凤卿合演《审头刺汤》，与程继仙合演《奇双会》，与溥侗、张伯驹，以及名伶九阵风、钱宝森、许德义同过台。

到了一九一五年，袁克文对戏曲的迷恋达到极致，虽然昆曲在京城已鲜有问津者，但袁好此不疲。袁世凯死后，袁寒云公开开始“票戏”，在北京新民大戏院与陈德林合演《游园惊梦》。

戏剧评论是推动戏剧发展的重要动力，戏剧演出活跃的地方，也是剧评纷纭的场所。清末至民国初期，天津乃至全国的戏剧评论家在天津出版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

1918年12月1日，以发表剧本和剧评为内容的《春柳》杂志在天津创刊。张厚载以“天鬻子”为笔名在《春柳》第1期上发表了《昆曲一夕谈》，主张昆曲“于中国现今歌乐中，为最高尚优美之音”，提倡振兴昆曲。张载厚当时还是北大法科学生，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1919年3月3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即登出了一则“本校布告”，称：“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规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此布。”

张载厚及其关于中国戏剧的评论，曾在北大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天津《春柳》敢于刊登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张的一种支持。

19世纪末，以严复、梁启超、陈独秀等人为首的知识分子倡导把戏曲作为开化民智、改良社会的工具。为此，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1897年就在天津《国闻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戏曲向通俗易懂、为大众喜闻乐见，当作“使民开化”的重要工具方向发展。

1916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聘请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执教，北大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北大新旧文化的争论中，中国传统戏曲的前途成为争论的热点。

但是，这场关于中国传统戏剧发展的争论后来走向偏颇。1916年至1918年期间，以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为首，首先否定中国传统戏剧。他们的观点得到北大教授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支持。钱玄同认为旧戏编自市井无知之手，“拙劣恶滥”。刘半农更主张戏曲要用当代方言，以白描笔墨为之，改良发展皮黄戏，昆剧应当退居。

他们的观点受到北大学生张厚载的反驳，站在张后面的是北大教授、当时所谓的守旧派林纾（琴南）。张载厚不同意上面诸教授的观点，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民六戏界之回顾》一文，盛赞梅兰芳古装新戏，大谈昆剧复兴的必要性。当年，胡适、傅斯年、欧阳予倩、刘半农、钱玄同、陈独秀等在《新青年》杂志上和张厚载展开了激烈交锋。张厚载鲜明指出“中国旧戏，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拿现在的社会情形看来，恐怕旧戏的精神，终究是不能破坏或消灭的了”。

《新青年》关于传统戏剧的讨论，直接导致在社会上产生了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认为旧剧必须彻底废除，第二种认为旧剧可以加以改良，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旧剧，恰恰是国粹，是需要发扬光大的。而张厚载就是第三种观点的坚定拥戴者。

而1918年《春柳》发表的《昆曲一夕谈》，将战场引向了天津。此后，《春柳》又多次刊登了涛痕的《论昆戏唱做之难》（1919.4.1）、露厂的《韩世昌之〈翡翠园〉》（1919.5.1）等文章，关于昆曲研究的文章，也不断出现在天津的报刊杂志上，对当时戏剧艺术的发展起到风向标的作用。

张厚载曾就读于天津新学学堂，离开北大后，张来到天津在交通银行任职，还参加了“永兴国剧社”的活动，与相知一起票戏。

除戏剧评论外，昆曲艺术实践也在天津兴盛起来。诸多茶园戏馆经常演出昆曲、弋腔、梆子和曲艺。象春和、天祥、天安、北洋、新中央、小广寒、小梨园等戏园及劝业游艺场等，许多知名伶人像韩世昌、白云生、马祥麟、郑振基、陶显庭、侯永奎、王益友、李桂云、童曼秋、庞世奇等都在这些地方登台献艺。1928年，著名昆曲演员侯永奎随韩世昌东渡日本演出数月，回国后与荀慧生、童芷苓等人在天津合作演出京、昆。并与郝振基、陶显庭、马祥麟在天津组织了“荣庆社”，有“活林冲”之称。当时号称北昆第一社的河北高阳县“荣庆社”也来到了天津，在海河两岸的戏楼、茶园进行演出。天津本地也出现了许多昆剧社，如“景憬社”、“审音社”、“咏霓社”、“彩云曲社”、“绿云曲社”、“渊和社”、“一江风曲社”等，甚至一些学校中也有昆曲社，如工商学院的“工商曲社”、南开中学的“南开曲社”。抗战期间，韩世昌蛰居天津，靠教戏维持全家生计。1939-1949年间，田瑞亭携女田菊林及幼子田福林多次在天津、北京、上海、烟台、青岛、石家庄等地演出，合作过的演员有，侯永奎、马祥麟、韩世昌、童芷苓、周又宸、梁慧超、李洪春等。

在昆曲演出外，还有很多老艺人在津教戏。如广东人吴子通，常参加天津城南诗社的唱和，编写过二本《马郎集》，为艺人讲授诗词歌赋文章等古典文学。京津名家黄叔伟、张季鸾、马诗瞿、孟定生、王西澄、童曼秋、昆曲名家徐惠如等对天津的昆曲艺人讲授书法、诗词、昆曲演唱，徐惠如晚年定居天津，以吹笛和教曲为生。

繁荣的戏剧评论、高质量的戏剧研究、著名伶人票友的演出实践和深谙其道的观众，使当时的艺人开始重视天津这个演出码头，因此形成了“戏剧演员不到天津，就不能红遍全国”的说法。

到了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在天津《北洋画报》、《益世报》、《商报画刊》、《大公报•剧坛》、《铃铛》、《庸报》、《银线画报》、《新天津画报》、《天津午报》等报刊杂志上，经常发表昆曲评论文章的人物还有冯沅君、顾随、赵景深、傅惜华、金致淇、马博纯、刘詹云、徐凌、庞宝锦、韩世琦、刘炎臣等。四十年代至解放初，除上述报刊杂志外，天津书局、三友美术社、《商钟半月刊》等更是集中发表了有关昆曲艺术的评论、消息、名伶介绍、剧目介绍、昆曲发展研究、昆曲与其他戏剧的关系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