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这样的日子，独坐书斋，手里握着一卷书，桌上放着半壶茶。茶壶是景德镇的青花瓷，茶叶是武夷山的正山小种，那种松脂的香气和桂圆的芬芳在唇齿和手指间滑来滑去，沁人心脾。两扇窗子半掩着，竹帘静静地垂下来，颇有一帘竹影隔浮尘，半袖芸香任平生的意兴。倘若有闲空，便呼朋引伴，去植物园爬山，赴龙海泡温泉；或者在友人家中，西窗剪烛，把臂言欢，亦是陶然忘机，其乐融融；当然，给女儿怀萱做各种“黑暗料理”，然后被她调侃，也是日常不可缺少的乐趣。这种生活简单、恬淡，但干净，而且丰盈——拙著便是这种生活的产物。
2008年，我进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的课题为《明清江南家族文化与昆曲艺术》，拙著的准备工作便着手于此时。拖延了7年之久，主观原因是我生性懒散，不肯吃苦；客观原因是参加了两个集体研究项目，即《历代文苑传笺证》和《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2011年底，为了结束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工作，我匆匆忙忙完成了17万字的出站报告。由于过于草率、粗疏，我一直羞于示人，甚至不敢对师友们提及。2013年暑假，两个集体课题相继完成，我开始修改出站报告，终于在今年元月底将45万字的书稿交给了出版社。
自知天分不高，又不够用功，才学和能力皆平平，拙著不可能一鸣惊人，但我仍是满心的喜悦。因为与九年前出版的第一部专著《戏曲班社研究：明清家班》相比，与四年前的出站报告相比，该著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无论研究框架的建构、研究方法的运用、材料的搜集和提炼，还是观点的阐述和分析，乃至驾驭语言的能力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完善了知识结构，享受到探索的快乐。本著探讨的不仅仅是昆曲艺术，对家族、望族、家族文化、望族文化、江南文化等也颇为关注；而且，就昆曲艺术而言，除了演剧、畜乐和创作，也将刊刻、收藏和曲学也纳入了研究范畴。因此，我阅读了一批人类学、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和文献学著作，尤其是史学，有关财赋、科举、捐纳、户籍、市镇、徽商、盐业、刊刻、藏书、移民、语言、礼乐、园林、诗学、书画、学术、音律的发展与演变，都有意识地增加了解。通过不断的学习，我对戏曲艺术的综合性形成了更为深切的把握；同时，也更加明白，知识越渊博，在探索时就越自由。还值得一提的是，写作过程中，我翻阅了大量家谱和方志，对其史料价值有了更多的体会。由于编撰过程中存在着牵强附会、隐恶溢美等问题，家谱的史料价值一直饱受质疑。我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家族，家谱中不同的部分，其史料价值高低不一，如家谱中所载的家族渊源等，并不能一概视为信史，但由于祖先崇拜等观念，有关祭祀和世系的信息却大体可信。基于这一认识，我将正史、方志和民间文献并列为中国古代史志的三大支柱，而民间文献中最主要的就是家谱。在今后的研究中，我将以家谱为取之不尽的宝库，继续挖掘其中的戏曲史料。
其实，除了喜悦，我心中还充满了感激之情。首先，我要感谢命运。我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却能在校园里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不是命运的眷顾，何以幸运至此！
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们。在厦门大学读研时，导师庄克华教授常常强调第一手材料的积累和运用，教导我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在南京大学攻博时，导师俞为民教授的平易和宽厚、师母孙蓉蓉教授的热情和亲切都给我如沐春风之感，而导师书房里覆盖整面墙的书架和铺在地板上的书稿总是散发着怡人的墨香，让我一次次感受到学术的力量。更难得的是，毕业之后，他们仍然一往既如地关心、支持我。每念及于此，深感老师的培养之恩。求学南京时，还曾结识著名京剧史家于质彬老师和季竹轩师母，常到府上问学，与老师夫妇结下了深厚的情谊。2009年，年过80的于老师因病去世，临终前留下遗言，把一生藏书悉数馈赠于我。写作拙著时，不少材料即来自这些藏书。写到此处，于老师的音容笑貌又浮现于我的眼前，令我几欲泪下。
还有我的亲人们。小女怀萱是个好孩子，身心健康，三观正确，待人热情、友善，性情开朗、乐观。我生病时，她主动陪着我求医问药，四处奔忙；我们一同外出，她常常拎着大包，走在前面；我们一起聊天、吃饭，她永远有各种段子让我开怀大笑。更重要的是，她理解、支持我的工作。2011、12两年暑假，我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家谱。尚念初中的她跟着我住宾馆，吃食堂，在阅览室做作业，生活很不方便，但她不仅没有怨言，还乐在其中。和同龄的孩子相比，她的责任心和担当是令人欣慰的。还有我的两位胞妹，她们在家乡尽心尽力地照顾白发老母，免除了我的后顾之忧。不仅如此，她们还关心着我的身体健康，时时嘘寒问暖。这份手足之情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财富，弥足珍贵。当然，无法忘记的还有先父、先兄。先父出身寒微，自幼丧母，曾考上中学，却因家贫如洗而被迫辍学。后招工入城，又投身军营。退役后回到工厂，直到退休。印象中，先父浓眉大眼，不苟言笑，对子女管教严厉。无论品行还是学业，都不放松，在同事和邻居中颇有声名。由于从小喜欢读书，先父对我寄予厚望。记得读中学时，每天下晚自习回到家里，桌上的保温杯总是冒着热气，这是父亲为体弱多病的我准备的红糖牛奶冲蛋花。1986年高考后的一天黄昏，我回到家里，吃了一惊，父亲竟然坐在地板上，戴着老花镜，双手捧着一张纸，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听见我的声音，他抬起头，眼里泪光闪闪。他看着我，哽咽着说：“惠玲，你是我们杨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原来，他手里捧着的正是我的大学录取通知单。在那一刹那，我也意识到当年的辍学在父亲心中刻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15年后的一天，小妹无意间告诉我，1993年我考上厦门大学的研究生，父亲非常欣慰，很自豪地对她说：“你姐姐会读书，如果她以后考博士，也不会有问题的。”原来，父亲希望我继续深造，却生怕增添我的压力，一直没有对我说。当时，我百感交集，难以言表，因为我刚刚参加了南京大学博士生的入学考试，而父亲离世已近2年。数月后，我接到了录取通知，心中却没有如愿以偿的欢欣。回到家乡后，在父亲墓前将通知书大声读了一遍，悔恨并没有因此减弱。未能在父亲生前达成他的心愿，做一个让他骄傲的女儿，这将是我此生无法弥补的遗憾。后来，我渐渐明白，我这一生，从校门到校门，每一次转折、每一个进步其实都合乎父亲的希望。原来，冥冥之中，父亲一直都在指引着我。父爱如山，无以为报，唯愿以此著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还有我的朋友们。远在北京的萧晓红、刘振华伉俪，我到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时，他们非常热心地款待我，令我有宾至如归之感；执教于兰州城市学院的王萍和范丽荣老师、我的同事赵春宁老师，她们不仅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还耐心解答我的问题，不厌其烦地给我邮寄资料。这份因志趣相投而结成的情谊，如同陈年旧酿，时间越久，越醇厚芳香。
还有我的汤团的姐妹们。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一起泡温泉，享受美食，天南海北地闲聊，度过了许多温暖、开心的时光。这些快乐、幸福的感觉陪伴我完成了拙著的写作，真是令人怀念。
还有出版社的王依民、杨木梅两位朋友。为了拙著能及时出版，他们牺牲了大量休息时间，发现并改正了拙著不少引文、注解、字词、格式方面的错误，非常感谢。
还有我的学生们。本科生廖智敏、张涵，研究生宋蔓蔓、杨洁、卓晓宁、王艺珍、陈娃进等，她们曾和我一起查阅方志，统计江南各府的进士、举人和贡生人数；又跟随我到上海、南京和北京的图书馆，核对了拙著引用的部分文献；陈娃进还通读全稿，帮助我查漏补缺，提出了一些不错的建议。可以说，拙稿也凝聚了她们的心血。在此，我要表示感谢。
还要特别感谢苏州大学文学院的罗时进教授。罗教授治学严谨，为人朴实，不仅在百忙之中为拙著写序，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这些意见非常重要，促使我反复修改、润色。倘若拙著终有所成，与罗教授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再次表示感谢！
让我心存感激的良师益友还有很多，请容我一并致谢。感谢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师友，正因为有你们，我在历经人世的沧桑之后仍然相信爱，相信人性，相信这个世界。
由于我才疏学浅，拙著舛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师友批评指正。
即将搁笔之际，抚卷喟然，叹人间几度沧海桑田。蓦然回首，青山依旧，先辈的流风遗韵宛然在目，仿佛触手可及。撷秀揽奇，含英咀华，顿觉齿颊生香，暖意盈怀。
是为记。
2015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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