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至尊：该不出手就不出手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上是一种精品文化，各门精湛技艺的背后是人类心灵精华的结晶。传承精品文化首先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严把质量门槛，拒绝出“水货”，出次品。否则，贪图一时之省力和眼前之小利，而危及文化可持续发展，悔之莫及。
流传了六百年的中国昆曲尤其堪称精致艺术之冠，它以文辞优美、音乐婉转、一唱三叹、载歌载舞的“综合实力”而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近乎完美的艺术品种。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票通过将中国昆曲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榜首，带给昆曲一个极为可贵的命运转折点，使昆曲在长达数十年冷落深山无人问之后，兴起今天的小小热潮。
这种热来之不易，需要格外珍惜，乐观中仍需保持谨慎。怎样让目前的昆曲热热得更持久一些，而不是燥热一时？对于昆曲人特别是新生代传承人，须在理念上确立“精品就是生命线”，要守住文化精品最底线，更要向文化极品冲刺。不说样样都是精品，但起码也得是合格产品，而不是劣质产品、“文化水货”。
要避免“文化次品”出笼，就要抵挡得住市场的诱惑。在旅游景点、企业庆典等场合演出，一些演员往往化妆不考究，穿一些退居二线的旧戏服，情感也不在状态。商业气息太重的演出多了是没有好处的，会让台底下观众（包括老外）对昆曲印象大打折扣。昆曲自有其精致唯美的高雅气质，如果你粗制滥造，那就不姓昆了，要败特别容易。
今年七八月间我们苏州昆剧院新排《玉簪记》，白先勇先生和蔡少华院长就有意识地将它做成继青春版《牡丹亭》之后的又一个品牌。我们策划在重点华章《琴挑》一折，做足古琴文化，将潘必正和陈妙常的爱情演绎成“古琴的爱情”。我想，琴在里面至少有三种妙用：情节推进、情感表达、意境烘托。在“懒画眉”、“朝元歌”等曲牌韵律中，一双金童玉女在月下道观以弹琴传情、借听琴感怀，低吟互诉“月明云淡露华浓”、“抱琴弹向月明中”、 “谁家夜月琴三弄”、“乍听还疑别院风”——这该是何等古典式男欢女爱！古琴是继昆曲之后第二个为中国摘取世界非物质文化桂冠的古老艺术，古琴与昆曲因缘际会在《琴挑》，可谓精品与精品的一次相遇。
少让“人走艺亡”悲剧发生
老一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揣有一身本领，就像金庸、古龙小说中的那些大侠，恨不能将绝技和内功一下子全托付给下一代传人。“人逝技灭”、“人走艺亡”，是艺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悲剧，却又是最经常上演的悲剧。
作为二三十岁的昆曲新生代传人，我愈来愈能感觉到老师们眼神中那种期待感和紧迫感。抢救昆曲精品剧目和曲目，就是要安排老艺术家口传心授点化年轻艺人，无论身段、表情，还是拍曲、念白，都要细抠精雕。这种一对一、面对面的言传身教，效果远胜过向“录老师”（录像机）学。
从长远看，我们这代昆曲演员也肩负着承上启下的文化使命。现在苏州昆剧院新进了一些艺校的学生，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学得多一点、精一点，将来去教学生，学生当面不说你，背后也会说这个老师教得没水平。当然，老师也是人，样样精通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能少让学生挑剔一点的话，你就成功了。去年拿到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后，我的心态更加平和、稳定了，就想向汪世瑜老师和其他老师多学会几个经典折子戏，使自己不要愧对这个奖。虽然排新戏有限，但是学无止境，艺多不压身。
呼唤健康、良性的文化批评氛围
非物质遗产以人为传承载体，不同的艺人、不同的禀赋、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师承，必然形成各异的风格。多种风格互补共生，原本是件好事。5年前，我在排演青春版《牡丹亭》时，师从“巾生魁首”汪世瑜先生演柳梦梅；今年苏州昆剧院排《玉簪记》时，白先勇先生又特地请来昆曲第一女小生岳美缇教我演潘必正，汪老师也鼓励我好好向岳美缇老师取经。这两位巾生名家各有绝活，自成风格，皆堪称上乘。正如诗圣杜甫所主张，“转益多师是汝师”。
昆曲行只剩下七大院团，在当地各有观众群，上海、北京、苏州、杭州的一部分观众互相攻击，排斥和贬低其他地域院团的优秀演员。这在网上攻击得尤其厉害，许多网上跟帖盲目“灌水”、“拍砖”。瞎起哄者多，客观分析者少；人身攻击者多，善意公允者少。
所以，有必要呼吁健康、良性、正常的文化批评，多一些宽容和理性。唯其这样，全国昆曲几代传人才能真正攥成一个拳头，昆曲这朵被周总理赞为中国幽兰的奇花才能天香流远。希腊人的悲剧、意大利人的歌剧、英国人的莎剧都还在向世界彰显着本民族的骄傲，“百戏之祖”的中国昆剧有理由在文化软实力日益被重视的时代受到公正的礼遇。（俞玖林）
（摘自 《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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