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戏缘
追梦盖叫天
离学校毕业只剩下最后一个学年,今后去向如何,得听候国家安排,自己不会也不可能有任何选择。可以自主选择的,是个人爱好。
我的家庭出身,虽然不属“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但铁钉顶板了的“剥削阶级”家庭成分,还有谈之叫人色变的港台社会关系,都注定我得离开母校、离开省城,毕业分配到难以预知的地方。
最后学年开始,中文系挑选本年级和上一年级部分“又红又专”的同学,组成“专业班”,特予深造,这已预定了将要留校的人选。其中不可能有我的位置。我要利用省城读书留下的最后时光,去寻求自己爱好,延续我的童年戏缘。
我把每月助学金扣除伙食费节省下来的2•5元人民币余额,积攒起来,用来去剧场购票看戏。还要利用寒暑假回不了家的机会,参加省市戏曲调演观摩活动。一切都出于兴趣,没有什么可追求的功利目标。
买票看戏最多的,是去东坡剧场看浙江京剧团演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浙京”演员队伍整齐,流派纷呈。各行当都有好角儿,尤其生角,人才济济,拥有宋宝罗(高派)、赵麟童(麒派)、陈大濩(余派)等一批全国知名的不同流派老生。其中宋、赵两位,是京剧界的常青树,艺术长途跨越七八十年,看他俩演出,贯穿了我数十年的看戏经历。
宋宝罗生于1916年,6岁学戏,7岁登台,号称神童。艺宗高(庆奎)派,并擅长书法、篆刻,曾与梅兰芳、程砚秋、金少山、麒麟童等一批京剧大牌同台合作。上世纪40年代曾来过温州演出,父亲告知他带我去看过。那时我还很小,记不起是在什么剧场看他什么戏。我在杭州读书时,经常去“东坡”看他的戏,清亮的高派唱腔,长久地停留在我的脑海。近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九九重阳节京剧老艺术家演唱会实况转播中,我还见到他出场演唱。虽已年逾90高龄,仍气满神足地唱戏,而且还展现他的绝活——手嘴并用,一边唱戏,一边作画、题字、盖章。在唱完一个段子同时,一幅精美的公鸡图,当场展现给观众,令人叹为观止。我看宋宝罗的演出,算来前后足足经历了60多年!
赵麟童比宋宝罗稍年轻,出道亦早,9岁登台,迄今也有70来年的从艺经历。他舞台形象雍容大气,不仅纯熟麒派各种代表剧目,而且锐意创新,常常集编、改、导、演于一身,不断创编新剧。我在杭州看他演出时,他还不到40岁,但已是“浙京八大头牌”之一。1996年,他来北京参加程长庚诞辰185周年纪念演出。我赶到东华门“儿艺剧场”,看了由他改编、导演并主演的《寇莱公传奇》。从最初在杭州看他演出,到此时,前后已近40年。据说近年赵麟童还以70多岁高龄,主演了他的第三部京剧电视连续剧《林则徐》,艺术生命力的充沛、旺盛,堪令惊叹。
我经常光顾的,还有浙江昆苏剧团。那时的“浙昆”,还是《十五贯》风靡全国年代的周传瑛、王传淞等“传”辈演员当家,“世”字辈演员,“小荷初露尖尖角”,也登台主演一些折子。在“东坡”, 我曾看过汪世瑜、沈世华这对“金童玉女”合演的《游园惊梦》。现在,汪是红遍南北中外的青春版昆剧《牡丹亭》导演,沈是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教授,长年对于昆曲艺术的坚守,铸就了他俩的今日成就。
去“浙昆”不仅看戏,我还两度找过主演《十五贯》况钟,在全国名声显赫如今可称昆曲大师的团长周传瑛(1912-1988),向他调查昆剧传统小戏情况。当时“浙昆”整理出版的《张三借靴》等昆剧小戏,使我产生浓厚兴趣,希望加以研究,便借去“东坡”看戏机会,找剧团了解。
头一回去,没有事先招呼,厚着脸皮,径直跑进化妆间,把化妆了半截的周传瑛传唤出询长问短,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到头。现在想想,很吃惊自己当年的大胆、莽撞。
时过近半世纪,我在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课余,对主攻昆剧表演的我的学生、周传瑛孙女周好璐,说起自己当年找她祖父的这番情景,这位80后小女生,听后直转眼珠子,好像心里在盘算:朦胧记忆中的爷爷、站在眼前的我这个老师和她本人,经历、年代、成长地都很不一致的三代人,凭什么会混搭到一起?我真想这样对她解答:好璐啊,这是“戏缘”,你懂吗?
周好璐和她朦胧记忆中的爷爷周传瑛
窥菱花偷人半面,如花美眷慨叹似水流年
(周好璐饰昆剧《牡丹亭》杜丽娘,刘礼霞饰春香)
从大二暑假开始,我挤进省市戏曲调演观摩队伍,给这些临时组合的活动组织帮忙干点杂活,不仅看戏可以免费,而且还可以跟参演剧组一起开会、座谈。当时官方组织的戏曲活动,比今天开放,只要你愿意、主动参加,一般都不会把你拒之门外,对大学生尤其如此。
记得是1959年暑假,省里举办戏曲调演。调来省城汇演的各地剧团,绝大多数是女子越剧团。差不多的唱调,差不多的“才子佳人”改制的剧情,以及差不多的艳丽服饰与舞台布景,除赏心悦目外,很难留下深刻印象,倒是家乡温州地区调来的两本戏演出,给我留下久远的记忆。
一本是温州某越剧团编演的《文天祥》,令我耳目一新。用婉媚柔软的女子越剧,去表现慷慨悲歌的文天祥题材,不仅是大胆创新,也是为了突破。为什么我能长久地记住它?就因为戏的一个主要场景,设置在我所熟悉的温州江心屿,表演文天祥海上漂泊到此的情景。那块伫立舞台中央的矗着东西两塔的江心屿布景,十分显眼,它勾起了离乡日久的我强烈的思乡之情。
再一本,就是温州乱弹剧团——这时刚刚改称“温州瓯剧团”——的看家戏《高机与吴三春》。家乡土生土长的剧种,家乡的剧团,演家乡故事的剧情,使我倍感亲切。我不仅在“胜利剧院”饶有趣味地看了戏,第二天,我还赶到省文化局会议室,参加在那里召开的观摩座谈会。
盛夏季节,白堤依然游人如织。西湖游船,白篷片片,日光返照,装饰着淡妆浓抹的西湖。位于白堤的省文化局,面揽西湖,背倚孤山,与毗邻的浙江省图书馆(文澜阁)、西泠印社等名胜房舍,一起掩映在万绿丛中。藤萝和青苔的点缀,使她们更加清幽,仿佛有清风扑面,驱散了暑热。
座谈开始前,我碰见剧中女主角吴三春扮演者、剧团团长陈茶花。她30来岁,衣着平常,脑后用条手绢把长发随便拢扎起来,显得利索、干练。她误把我当成是省文化局里人,
一见面,她就对我抱怨道:“昨晚你们胜利剧院的直道幕,真是太重、太不好拉了!”我便用温州话对她言道:“您看错人了,我是你们的同乡看客。”彼此相视而笑。在陈茶花看来,居然会在这里碰上我这样一个跟着剧团捧场的同乡“看客”,真是有趣。
主持座谈会的那位文化局干部,五十来岁,戴副金边眼镜,官样中带着几分文人气度。他的座位桌子上,码着几册《十二楼》。我想这是他顺便从省图书馆借来,或是准备还给图书馆的书。从借阅这类比较冷僻的旧小说判断,此人读书不少,说不准还是个抓业务、搞创作的局领导干部。
陈茶花饰演的吴三春
座谈会开始,“金边眼镜”让陈茶花先发言。陈茶花是温州乱弹跨越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演员。1954年以来,由于她成功主演了吴三春,在华东地区、浙江省、温州地、市,连连获奖,名声鹊起,荣衔多多,成了“瓯剧”代表性演员和剧团团长。1957年,在折子戏《高机别》基础上,博采民间传说与曲艺成分,丰富改编成大戏《高机与吴三春》,参加浙江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汇演,获多项大奖,使剧团和陈茶花本人又赢得更多荣誉,省里人都认得她。
陈茶花是个见过场面的人。她气定神闲地开言道:
“各位同志,我将我团这次来省汇演的这本戏的改编和修订情况,先向首长和各位做些回报……”
“喂喂,这里没有什么‘首长’!”“金边眼镜”毫不客气地打断陈茶花的话。
“你接下说吧。”“金边眼镜”吩咐道。
陈茶花就把1957年获奖后,剧团对《高机与吴三春》的进一步修改、加工情况作了介绍,重点对剧中男女主人公的“阶级关系”和“爱情基础”的处理做了说明。
这本描写温州平阳县织绸能手高机与雇主吴文达女儿吴三春的生死恋悲剧,被人喻为是温州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或“土特产”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它在文艺讲求以阶级斗争为主导思想的年代里,碰到的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男女主人公的“阶级关系”以及由此引申的爱情的“阶级性”。假如处理不当,就会陷入“阶级调和”论泥潭,令编剧与剧团难逃罪责,面临危机。因此改编者不能不在吴三春 “家庭出身”问题的处理上煞费苦心。为此,改编者设置了吴文达的“员外”身份是他靠剥削雇工积累的钱财买来的情节交代;强调吴三春长于绘画、刺绣,是个保持勤劳、善良、朴实本色的劳动女子;突出男女主人公爱情是在共同劳动、切磋技艺中日久生情的结果;等等。总之,一切都要设法在阶级斗争学说、劳动产生爱情、封建制度罪恶、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等思想套路中尽力做得合情、合理、合法。
陈茶花还特地介绍了她演的吴三春,说吴三春具有青年劳动妇女所有的优良品德,是自己要着力表现的地方。她解说道:
“她不算是富家小姐,所以改编本让丫环唤她为‘姑娘’,不再叫‘小姐’。”
说到这里,“金边眼镜”就当众指指坐在陈茶花一旁的演丫环的小姑娘演员,叫她谈谈演丫环的体会。
小姑娘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表情腼腆,红着脸,低下头,任“金边眼镜”一再催叫,忸忸怩怩,就是不肯张嘴。
场面尴尬。我想该是我挺身而出,为家乡剧团两肋插刀的时候了。我仗着自学《马恩列斯论文艺》的一知半解和一点粗浅的“社会经济学”知识,对该剧发表了一通大意如下的“高谈阔论”:
在明嘉靖温州地区真实事件基础上形成的高机与吴三春的恋爱悲剧故事,反映了我国古代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状态下生产关系变动年代的一种现实生活形态。它揭示了新兴手工业者意识与封建宗法观念的冲突,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性,宣扬了社会经济变革时期青年男女追求人格独立和婚姻自主的民主意识。它具有时代进步思想的典型意义。由此表明,《高机与吴三春》是我国戏曲历史上罕见的独具题材特色和艺术个性的剧目。我们的改编,必需十分慎重,切勿丢失它原本的思想光辉和艺术匠心……
在座演职员,不知所云,个个瞪大眼珠看我。“金边眼镜”不置可否,对我频频点头,像只公鸡啄米,好像在说:
“您的发言该结束了吧!”
“高论”无人喝彩,令我沮丧。
参加观摩汇演,最令我盼待的是的最末一场演出。最末一场,多是剧坛“大腕”示范,给参加观摩活动的全体演职员提供一个学习省内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绝活的机会。
浙江最顶尖的戏曲艺术家,莫过于时任省剧协主席、名声如雷贯耳的“江南活武松”盖叫天。能亲眼看上盖叫天的戏,是我与父亲的多年梦想。父亲是不可能看到了,因为他没有出远门的机会。少时在家乡经常看盖叫天儿子的戏,平时又常听父亲不离口地称赞“盖派”艺术如何如何神妙,如今我到了省城,离盖叫天很近,无论如何也得去圆这个梦。
每当我乘坐杭州公共车,路过西山,见到筑在公路边上的那座盖叫天自造墓,考究的墓建和镌刻在墓亭两柱上的对联:“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一次次的激起我想看盖叫天演出的欲望。
南派武生泰斗盖叫天(1888-1971),原名张英杰,河北高阳人,长年活跃于沪杭京剧舞台,晚年久寓杭州,故陈毅在其自造墓题字称:“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
我到杭州时,盖叫天已年逾古稀,看他演出的机会已经非常难得。他在上世纪60年代“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之前数得着的最后几场演出,我差不多全看到了,算是逮住了盖叫天演艺生涯的尾巴。我同“盖派”因缘之固,于此可见。
我记得我至少看过三回盖叫天的晚年演出。头两回都在杭州“胜利剧院”,都是省市观摩调演的最后示范演出场次。其中一回看《十字坡》(武松打店),一回看《一箭仇》。最后一回,是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好像是纪念盖叫天从事舞台艺术65周年大会的一个观摩节目,演的也是《十字坡》,记得时间是我大学即将毕业的1961年上半年。
三回观摩演出,“盖派”艺术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可用两个字来概括:简练。
“江南活武松”盖叫天
已经步入生命最后路段的盖叫天,他的艺术境界,可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化境”。尽管这时候他已经老迈,身手不再敏捷,许多武生高难动作被他省去,甚至动作迟缓,“走边”缓慢,“抢背”减省,“鹰展翅”一类“盖派”独有身段英姿无法重展。但是“盖派”的“武戏文唱”精髓,被晚年盖叫天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一招一式,干净利索,没有半点多余。他的站姿角度、亮相表情、身段造型、台步分寸,都是那么恰到好处,叫人看了舒服。三场演出,盖叫天素面朝天,脸上不添任何油彩化妆。服饰简朴,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的“寒碜”。真正精妙的艺术境界就是这样:从最初的稚嫩、简单,积累成博大精深,最后总要回归到简约、纯净。
“盖派”的特色绝活,没有被盖叫天删弃殆尽。《打店》中,武松那把银光闪闪的匕首,照孙二娘头顶狠狠扎去,擦过她的头皮,重重地剁在台板上摇晃的惊险场面,盖叫天演来还是那么纯熟、到位。《一箭仇》中,史文恭繁复得令人炫目的髯口功,盖叫天没有任何折扣。还有水袖的飘逸,襟袍的利索,台步的稳健,云手的美姿,眼神的传神等等,无不显示“盖派”反复提炼的真功。看盖叫天演的戏,真如赏读一首凝练而含义隽永的诗。
看了盖叫天的演出,意犹未足,我就找来盖叫天口述,何慢、龚义江记录整理的《粉墨春秋》单行本(1958年初版),仔细看了一遍。我感到,盖叫天真是个有头脑、善观察、好琢磨的艺术家。这本以记录、总结盖叫天舞台表演生活与体会的书稿,不是艺人从艺生活的流水账,而是处处包含艺术真谛的戏曲理论精萃。它包涵着盖叫天从艺五六十年来在处理生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体验与表现、真与假、内与外、多与少、动与静、冷与热等等方面的深切感受和理解,是一本充满着深刻哲理的艺术总结。它不仅使我更加懂得“盖派”艺术经验的可贵,也使我从中学到不少艺术道理,并且受用终生。
近20年后(1978),我到北京参加“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招收首届研究生答辩复试。答辩会上,导师张庚先生给我出了一史、一论两道试题,要我当场口头作答。“史”的题目是:在宋元南戏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负心戏”?试述其原因与理由。这道题目难不倒长年阅读与思考古典戏曲作品的我。“论”的题目是:以一出舞台剧为例,具体分析与说明戏曲的艺术表现和实际生活的关系与区别。这问题来得突然,我平日又不曾思考,迷乱之中,省城观摩盖叫天及阅读《粉墨春秋》的经历,帮了我大忙。我便以盖派《武松打虎》为例,头头是道地说明了常人醉酒与英雄武松醉酒、打虎格斗生活原态与戏曲艺术呈现方式的关系及其异同。张庚老师听后频频点头,我心想,这回考试有戏了。这是冤死了的盖叫天对我的庇佑,说是“善报”也可以。
我对“盖派”追随,可说终生不渝。1980年11月24、25两日,年已花甲的盖叫天三子“小盖叫天”(张剑鸣),随苏州市京剧团来京做专场演出,我赶到前门广和剧场看了他主演的《一箭仇》和《武松》(含“杀嫂”、“狮子楼”、“十字坡”三折)的全部演出。
前年(2010)4月3日至5日,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连续三天实况转播纪念盖叫天逝世40周年在上海天蟾逸夫剧场举办的“盖派经典剧目习演”,由盖叫天第三、四代嫡孙及流派弟子张善麟、张善元、张帆、张晓波、田磊等一批当今“盖派”传人,演出《白水滩》、《三岔口》、《一箭仇》、《劈山救母》、《恶虎村》及全部《武松》,我一场不落地收看。
艺术鉴赏是人的生命一部分,它的取向,总是紧随着人的情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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