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的吴祖光

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节选自吴祖光在1957年5月13日文联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4月5日，清明节，凤凰卫视播出纪录吴祖光新凤霞故事的《永远的霞光》。4天后，吴祖光辞别人世。再过3天，恰好是新凤霞5周年的祭日。
4月的世界在一些地方有战争，在一些地方有动荡，在另一些地方又有疫情。在这个时间里，一个老人的辞世和一个婴儿的出生一样平淡无奇。但对那些闻讯前来送别吴祖光的人不一样。在4月里，他们痛惜“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个真正的好人”。
画家郁风跟吴祖光有60年的交情。1943年，抗战的时候郁风跟吴祖光同在重庆的一个剧团里。吴祖光19岁就写出了轰动全国的话剧《凤凰城》，被人称为戏剧界的天才。当时戏剧界组织了抗战剧团，叫“中艺剧社”，剧团住在一个庙里面。这个庙有一个大殿破破烂烂，剧团的女演员搭一个铺，就住在大殿里。男演员另外住，吴祖光和丁聪住在一个亭子里。那个亭子四面透风。他们就把舞台布景围起来遮挡。很有趣的一个地方。人们聊天就到吴祖光和丁聪住的亭子间。“吴祖光非常有趣，他说话幽默极了，很多人都喜欢他。”郁风在2003年的4月里说。
吴祖光不光是会说，他还敢说，1957年他对文艺领导体制的批评使他惹出大祸，到“文革”他一直因为言论而招致不幸，屡经磨难。他的敢说话一直跟随他，任何劫磨都不能让他改变，新凤霞一辈子都为他的敢说话担惊受怕。
被吴祖光视为知己好友的画家黄苗子说：吴祖光和新凤霞是不能分开的两个人。他们注定彼此相濡以沫，相依为命。

“二流堂”滑稽剧

对于自己的际遇，吴祖光在生前也有过检视和回忆。“二流堂”是他无法摆脱的创伤记忆。
1913年出生的画家黄苗子，80年代末旅居澳州近十年，担任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客座教授，他是二流堂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在北京的寓所接受记者的访问时说：二流堂是一个荒诞的滑稽剧。
二流堂最初的形成和一个叫唐瑜的人有关。唐瑜是仰光华侨，19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据说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然后辗转到了重庆。唐瑜有一个胞兄在仰光，是富有的商人，这个富有的哥哥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唐瑜的哥哥给了他一把金梳子，跟他说如果没钱了，就折一个梳齿可以换钱。唐瑜拿着这把梳子突发奇想，把金梳子卖了，用换来的钱盖房子。
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室，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住房，都是提供给朋友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
吴祖光在他的回忆二流堂的文字中写道：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的漂亮壁炉。
黄苗子说，唐瑜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聚，碧庐就像现在的沙龙或者俱乐部。那段时间吴祖光是碧庐的活跃人物，重庆的岁月是吴祖光人生中鼎盛的时期。在重庆，话剧成了最受大众欢迎也最为时尚的文化活动，吴祖光创作的《正气歌》、《少年游》、《牛郎织女》都成了一时的热门好戏。
碧庐在鼎盛的时候住过十几位房客。有一天徐冰（徐冰在解放以后是统战部长，当时在重庆分管文艺）和郭沫若来碧庐，住在那里的人还没起床。徐冰就说这些二流子真是懒惰，实际上当时大家都参加演出，结束的时候都是半夜三四点钟。那时候大家刚学会了一个陕北词“二流子”，郭老就说给他们起个名字就叫“二流堂”吧。“二流堂”的名字就叫起来了。
但吴祖光对这个名词没有什么好感，他写作一直勤奋，也不爱过多地聚众聊闲天。
抗战胜利之后，大家各奔前程。1947年，吴祖光去了香港，到香港后，他改行做起了电影导演，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新的知名度和丰厚的收入。
吴祖光回到北京是在1949年9月。在他面前是一个新的国家，同时等着他的，还有一份美满姻缘。
那时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东单西观音寺34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进门是一排六间平房，相连一幢宽大的楼房，分租一间楼房给盛家伦，楼下一大间住的是音乐家邬析零全家，另外还有一个跨院的两间平房由黄苗子和郁风租住，老朋友又在这里聚头了，还是当年碧庐旧人。于是马上就传播开，都说是“二流堂”在北京重建起来了。
吴祖光租住了进门六间一排的平房。他和新凤霞就是在这里结婚的。
新凤霞从小被卖到天津，生长在一个天津的贫民窟里。父亲是卖糖葫芦的，母亲大字不识，一家人靠她唱戏养活。她6岁学戏，14岁就当了主演。1949年，新凤霞22岁的时候开始到北京闯天下。在北京她认识了吴祖光。在北京，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名动一时。
吴祖光在“二流堂”是个活跃人物，经常有艺术青年到他那里去。杜高、钱庄、陶冶常聚在他的周围。这批人就被当成“二流堂”的“小家族”。
1954年，深受“二流堂”人际之累的吴祖光新买了一所坐落在帅府园马家庙9号有18个房间的四合院，他把住在上海的父亲和母亲接来北京同住，那时父亲已中风卧病多年。
“二流堂”在“肃反”运动中出了事。当时有人觉得这个地方很奇怪，为什么很多艺术家都在那里出出进进。老的齐白石、梅兰芳，年轻的杜高、田庄这些人，艺术界的音乐界的，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很多人就开始怀疑。随后，“二流堂”的“小家族”的成员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来往于“二流堂”的人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受到审查。
1957年“二流堂”再度受到审查，一个专案组来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其实没干什么，就是谈谈文艺，聊聊天。专案组不信。画家张仃在1957年之初很想办一本杂志，当时就等着批复申请。这个事情也让专案组记录在案，说“二流堂”要办机关刊物。
很多人追问为什么建立“二流堂”的组织，被问到的人都说，根本就没有这个组织。但是有人故意落井下石，说“二流堂”有堂印。因为盛家伦找王彦祥的哥哥刻了一个篆刻““二流堂””，当时就说是堂印。吴祖光买了几幅年画，年画画的是几个小孩，题名叫“玩不厌”。吴祖光喜欢那个“玩不厌”，给每个朋友送了一份。他把“玩不厌”挂在墙上，别人都没有挂，那幅“玩不厌”就被人当成“二流堂”的堂徽。当时匈牙利出现了“裴多菲俱乐部”事件。“二流堂”就被看成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
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二流堂”不少人就被划为“右派”。
这年5月间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吴祖光已经停止了他一向不感兴趣的电影工作，急于写出新的话剧本，已定名为《吹皱一池春水》。但是家里不断来人，屡屡打断他的写作，有很多报纸杂志的记者，有很多议论当前形势的朋友，甚至有老前辈担任文化领导的人物，要吴祖光陪着去民间小剧团“放火”，更有说明白是奉命来要吴祖光发表意见，写文章给领导提意见。而吴祖光对文艺界的领导也确是意见不少；但是吴祖光在他的家里遇到了阻力。
阻力来自妻子新凤霞，新凤霞听到吴祖光的一些意见，十分反感，甚至害怕。她认为，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共产党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问题，也比旧社会强多了。吴祖光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她说：“那也不许你提！”
5月31日，周扬、阳翰笙邀请吴祖光出席全国文联的一个会议，而且派人派车来接，汽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接的人在一旁催，一向温顺的妻子却一反常态坚持不肯放行。新凤霞叉着腰站在门口不许吴祖光出去，事情毫无转弯的余地，吴祖光狠狠劲一把把妻子推开就走了。他听见妻子哭了，但是他没有回头，跑出院子，出了大门，上了车。
吴祖光回忆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女人这么粗暴，真够我一生后悔的。”
从后果来说，妻子的拦阻是对的。那天的与会者只有马思聪、金山等五六个人，吴祖光在那次会议的发言后来被前辈田汉先生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吴祖光反党的铁证。
吴祖光被打成了“右派”，并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
1958年早春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吴祖光到父母亲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别。他要和一个有500人的庞大的右派大队去北大荒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吴祖光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刊物收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儿子要到什么地方去，分别时他是笑着的。那时吴祖光也不知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第二年父亲去世，吴祖光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最初，风暴并没有波及到吴祖光头上，当“走资派”和当权者们统统被揪出来后，老右派们才重又被拎了出来。“二流堂”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次，堂主已不再是吴祖光了，夏衍成了后台老板，而实际上的斗争矛头则指向了周恩来。
“二流堂”就被政治化了。开始还是思想意识的问题，“文革”时就被定性为“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集团”受到批判。这次来头就大了。江青亲自抓这个案子。“二流堂”的人就被关起来了。吴祖光再次下放劳动，黄苗子和郁风被关到监狱，戴浩被劳改。
1979年6月19日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而此时，“二流堂”“小家族”里的剧作家汪明，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而黄苗子、郁风夫妇被关了7年的监牢。

新凤霞“破坏言论自由”

2003年4月11日，吴祖光的儿子吴欢回忆着父亲的往事：
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文化部有一个副部长曾经找母亲谈话，他希望母亲跟父亲离婚，说“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坏人”。母亲说，“你们认为他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他对我没有坏”。我妈妈是一个评剧艺人，她从小演过很多古装戏。在母亲这个民间艺人的心目当中，政治跟家庭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她认为，任何波折都很正常，古代就是这样子。现代也完全有可能这样子，所以你去你劳动，你去有不公正的待遇，这是政治，但是我既然嫁给你，我喜欢你，跟什么政治没关系。因此她说“薛平贵从军，一去十八载，那么我等他二十八年”。母亲就是这么跟人回复的。
母亲每天给父亲写信，父亲在东北永远会收到母亲的信。老舍先生曾经对母亲说“你多给祖光写信”。
那个时候母亲因为不愿意跟父亲离婚遭到了很多的冲击，虽然她在台上演主角，但其他演员休息的时候，她要去刷马桶。
从1968年起，新凤霞被评剧院指派去挖防空洞，一挖就是7年，1975年，新凤霞的高血压病症已经十分严重，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她背上行李，提上脸盆要去参加劳动时，突然晕倒在家门口。
因为医院的误诊，新凤霞在1975年冬天瘫痪了，从此告别了她挚爱的舞台。
1998年4月，新凤霞随丈夫回家乡常州参加一座美术馆的开幕礼，活动的第二天，新凤霞突发脑溢血，7天后在常州去世。不久，吴祖光也中风病倒。
吴祖光的女儿吴霜说，妈妈走后，老爸接连三次中风，每天只是坐在妈妈原来的书房里发呆。吴霜1982年赴美留学，1993年回国，她的职业是独立戏剧制作人，写戏和导演戏剧是女儿给父亲的一个安慰。
爸爸没有妈妈的陪伴肯定是寂寞的，2000年的时候老爸已经不行了。他的身体非常不好，后来慢慢行走也不便了，1999年三次中风之后，老爸说话已经不太清楚了，不过他一直保持清晰的头脑。妈妈去世之后，那种精神上的痛苦对他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他这几年越来越寂寞，不太爱说话。
“老爸的个性确实少见。”吴霜说，他这人不看重钱财，不怕权势。对钱财基本没什么概念。他要是手里有几万块钱，他就觉得太富有了，他得给人点钱。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妈在的时候就说他，你怎么老是随随便便给人钱，谁说困难你就给谁钱，谁跟你诉点苦就给谁钱，你怎么回事？他说那没办法，我是散财童子，从小就这样。
我觉得我父亲是这样的人。他一贯的不畏权势，他好像也不懂权势，他好像也知道什么是权势。所以他拒绝去了解，什么都不在乎。有人说他这是骨气，我觉得这是他的性格。
萧乾和父亲是好朋友，他就曾经说过如果他们两个人在街上走，前面遇到有人打架，那个掉头就走的必然是萧乾自己，而跑上去劝架的就必然是吴祖光了。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虽然在政治上吃了不少苦头，吴祖光到老也没有改变“有话要说绝不低头”的倔脾气。
在一些大的政治问题上，因为父亲爱说话也敢说话的缘故，给家里惹来很多的祸端，母亲也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他们经常会有争执。有人采访我老爸，请他对某些事情发表看法，妈妈就经常阻拦。妈妈习惯于听爸爸的电话，爸爸是因为她行动困难，给她打电话的人又多，特别装了一个电话分机在她的书桌上，为了给她更多方便。但是每次爸爸跟人谈话的时候，妈妈就在另外一间屋子听，在电话里进行指示“这个问题你就不要回答了”等等，阻止爸爸再说下去。在东大桥的家里，他们常常会为了打电话而争吵。爸爸有时摔电话愤怒地责备妈妈是在破坏他的“言论自由”。
其实妈妈是怕了，有种惊弓之鸟的感觉。为了爸爸的耿介和冥顽不化，妈妈是心力交瘁。
妈妈生病以后，怕爸爸心里难过，也为了证明自己还有能力，她每天都在画画，一直画了20多年，画了一柜子的画。妈妈也写作，她的书一本一本地出，从结婚时的没有文化到能写出一本本的书，画出一幅幅的画，告别舞台之后，画画和写作就成了妈妈的寄托。而老爸一直是妈妈最忠实的读者和最好的老师。

（摘自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