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之前，笔者跟谷文月通过几次电话。电话中她的声音非常嘹亮、清澈，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着了华裳，让电话这边的人情不自禁地抖擞起精神，也暗暗修饰了一下语气发音。见面之后发现，谷文月人如其声，虽年过六旬，神采依旧，一颦一笑依然有舞台上的神韵。眼神灵巧，顾盼生姿。让人忍不住感叹：评剧老了，可她还年轻。
从旧时的辉煌到如今的没落
用俗话说，谷文月就是吃评剧这碗饭的。引导她走向评剧的，是邻居罗大爷家的话匣子（即无线电）。那时候，谁家有个话匣子真算是富有了。谷文月听着话匣子里的评剧段子，觉得通俗易懂，很容易就学会了，晚上乘凉的时候，唱给大爷大妈们听，那可是大院里的保留节目。1958年，谷文月考评剧院，因年龄太小未被录取。1959年，她转考北京实验评剧团，两年半后被报送到北京戏曲专科学校进修。1965年，谷文月一毕业，既被评剧院选拔走，2002年退休。
回忆起当初学戏的经历，谷文月感念自己生在那个年代，真是赶上了好时候。“那时候，老师们都特别好，教的戏比较多，起码有六七十出戏。我们的课程也很正规，五线谱、声乐、练功等课，都给我们打下了很牢靠的基础。”
相比之下，现在全国各大艺校都没有评剧班了。中国评剧院从2004年开始就没有招收过一名新生。谷文月辛苦培养的两名学生，一名转入了京剧，一名考入现代音乐学院，实在是无奈的选择。
2009年是评剧诞辰100年，以1909年创始人成兆才创作出《花为媒》《杨三姐告状》为标志。评剧的历程可谓高潮迭起。“文革”前的17年是评剧的第一个高潮，“那时候，评剧院跟北京人艺打对台。观众们连夜排队买票，一天演六场，跟放电影一样，这边观众出去，那边进来，好不辉煌！”那时，谷文月还在学校，老师带着她们上山下乡去演出，观众对评剧的追捧她记忆犹新。1966年~1976年，“文革”十年，只排了几个样板戏，但是演出反响很好。1976年后，又是一个评剧的高潮，很多经典剧目就是那时候产生的，如《祥林嫂》《银河湾》《花为媒》《三看御妹》等。
上世纪80年代末，评剧开始走下坡路。中国评剧院频频换院长，有的被调走，有的退休，最短的间隔是8个月，导致他们对评剧的热爱总是来不及落到实处。从2004年到2008年，4年间没有出一出戏。“再好的团、再好的演员必须得出戏。我现在挺为那些头儿们着急的，我真心愿意评剧回来，它代表了中国戏曲的一个门类。咱们从366个剧种降到了263个，很多剧种都消失了，没人接班了。评剧从仅次于京剧的第二大剧现在已经逐渐没落了……”谷文月的忧虑皱在眉头，她说归根结底，还要从自身的艺术修养找原因。亲身经历过评剧的黄金时代，没落的现状让她心寒。但是在滚滚向前的电子时代面前，戏曲是车轮下的石块，不得不面临被碾压的命运。
百年为始，从头再来
其实，国家为了扶持戏曲的发展，制订了很多相关政策，比如“戏曲进校园”“周末唱大戏”的演出，每场的酬劳，有一级演员的剧目是3万，有二级演员的两万。这样一来演员的收入并不低，但是谷文月却有更深层的顾虑，“可是艺术怎么办？我非常感谢党，党让我们吃上饭啊！现在这么给钱，养了一大批不花钱看戏的观众，将来国家这个政策没了怎么办？没人买票更麻烦啊！这是我现在心里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谷文月说，给戏曲输完血，怎么能让它自己造血是所有人必须考虑的严峻问题。
退休后，谷文月有了一项比在职时还要艰巨的任务——培养小评剧爱好者。这六七个孩子都是从很小开始跟谷文月学唱评剧的，最小的刚刚4岁，大一点儿的6岁~9岁。这几个孩子来自天津和唐山，每次来上课都是坐火车倒汽车，辗转半天。谷文月心疼孩子们每次来得辛苦，更感激家长们付出的精力和路费，因而不收取学费。“看到他们这么喜欢评剧，我心里感激还来不及呢，怎能收取学费？”谷文月说起这帮小徒弟一脸的欢喜，孩子虽小，对评剧有一腔热情，那个4岁的小朋友拜师之前，自己跟着录音学会了十几个段子。天津的两个小朋友还报名参加了“星光大道”、天津台的“春晚”等节目，特别有观众缘，还获得了全国戏曲小梅花奖。
“我从事50年的评剧了，就是想力所能及地做点事情。孩子们以后从事什么，咱不得而知。我希望等他们长大后，听到评剧，能够记忆起来自己曾经学过这门艺术，我就知足了。”除了带学生，谷文月偶尔参加一些公益演出，2009年计划为评剧百年张罗个庆典，“评剧百年了，我们再从头做起吧。”（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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