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那么历史呢?是否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由于看人视事的角度不同,我们是否为尊者讳,为逝者讳,有意或无意模糊了许多东西呢。
纯粹客观的历史是没有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但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细节当然不允许曲解和误读,但“烟云模糊”法也会误导读者。近读《云乡丛稿》,邓云乡在《〈旧都文物略〉小记》中,提到了“北平特别市”市长袁良的一件事。
袁良(1882-1952),浙江杭县人,字文钦。早年留学日本。清末时曾在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和锡良的幕府中,与蒋百里等同为幕中重要人物,入民国以后,曾任国务院参议多年。先后任外交部第二司司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1933年6月至1935年11月,袁良任北平市政府的市长,是民国时期第四任北平市长。他的主要贡献在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以及古都的文物保护。1934年一天,鲁迅师生们谈到当时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关于禁止男女青年在同一游泳池游泳的命令时,鲁迅模拟头戴防毒面具的怪模样,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这个北平市市长就是袁良。
邓文在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件趣事。1934年,评剧皇后白玉霜在北平开明戏院演出,因演色情戏(当时叫粉戏)《拿苍蝇》,被市长袁良认为内容不健康,有伤风化,而把她驱逐出境。白玉霜被迫到天津、上海演出发展。袁卸职后在上海做寓公,观看白玉霜的戏后宴请她。白问他为何前后矛盾。袁答:“当日你在台下,我在台上,不得不那样;今日你在台上,我却在台下,不必再那样,应该这样了。”袁的这番妙语博得满堂彩声。
从邓文看,袁无疑是疾恶如仇、崇道扬德的好市长,又幽默风趣,着实可敬可爱。但事情还有另一面,在邓文中根本没有体现。请看一些资料的记载:“白玉霜有一出独家戏更红得邪乎,那就是《拿苍蝇》。那时北平的市长叫袁良,浙江人,素来不看评剧可这些天也对白玉霜发生了兴趣,看了她好几场戏,市长带头捧场,场子里被闹了个天翻地覆。有一天,市长看完戏派人送信,请白老板吃夜宵,不想,那天白玉霜闹开了别扭,就是不去。于是,白玉霜捅了马蜂窝。袁良打出了维护北平社会风化的旗号,指令立即将白玉霜驱逐出境,直接押赴火车站,登上了去天津的列车,巡警们跟到丰台才撤回去。第二天早上就来了几名背枪的警察,手拿公文,说是,因为她的戏演得"有伤风化",市长不让白玉霜在北平演戏了,必须立刻离开北平。然后,警察一路押送他们上了火车回到天津。为什么堂堂的北平市长袁良要驱逐白玉霜呢?有资料说,是袁良手下的一个老头子科长看上了白玉霜,由于没能遂愿,于是就向袁良说了坏话,才有了这种结局。还有资料说,是北平市长袁良请白玉霜吃饭,白玉霜婉言谢绝,市长大人觉得丢了面子,便借口白玉霜的戏内容不健康,有伤风化,而把她驱逐出境。”
这应该就是袁市长驱逐白玉霜的真相。其它所有关于此事的资料全部是如此记载的。
评剧演出的曲目因受当时的时代、历史、受众等的局限,有一些不健康的思想与艺术倾向。有的宣扬宿命论、因果报应,有的低级黄色,如《纺棉花》、《枪毙哑巴老妈》、《戏迷小姐》、《拿苍蝇》等。其实当时所有的艺术门类如京剧、大鼓、评书、相声都存在这类问题。就象现在郭德纲的相声、东北二人转。当时的社会正是这类“艺术”繁殖生长的土壤,袁市长若以此“逐客”肯定是小题大做。
所谓白玉霜的演出“内容不健康,有伤风化”,仅仅是借口而已。而我们在邓文中没有看到一点影子。我们也并不是要求邓老对袁进行全面的道德评价,而是希望作者行文应尽量提供给读者准确精审的信息。这是读者之幸,历史之幸。
这本是一件小事,细微的像看不见的尘埃。而历史的烟云就是这由尘埃构成。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