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九十初度，在评剧舞台上已然拼搏了整整80个春秋。抚今忆昔，令人无限感慨。
在我80年的从艺生涯中，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在旧时代戏曲艺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被人蔑称为“戏子”，不仅在政治上没地位，处处受人歧视，遭官僚恶霸地痞的侮辱与凌辱，而且在经济上受财东的盘剥，常常是唱六天戏、七天戏给五天钱，名曰“五支六”、“五支七”，生活十分艰难。我9岁学艺，11岁在天津南市聚华戏院为主要基地的“聚祥社”带艺入科，一干就是10年。在这期间一直为财东效力。日伪时期，社会剧烈动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可是财东剥削成性，一分钱也不给演员涨。我全家生活陷入绝境，再难支撑下去。财东对我们有一技之长的演员控制极严，不准“跳槽”离开。无奈，我随同父亲（早期丑角演员李宝泉）偷偷逃离聚华戏院，随一位女主演花淑娟“跑”到济南去演出。财东发现我们跑了，气急败坏，气势汹汹找到我家向我母亲要人。我母亲气愤难当，与他以死相拼，财东惧于一个妇人的无畏气势，不敢再深究，此事不了了之。
旧时代戏曲艺人的生活，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是险象环生，如履薄冰，整天提心吊胆，很难过上几天安宁的日子。我在聚华戏院演出时，就目睹过一位女演员因气力不佳，在台上演出观众反应冷淡，不等她把戏演完，财东硬是叫人扮成两个“小鬼”，把这位女演员从台上拉了下来。这种使演员饱受凌辱的场面时有发生，旧时代戏曲艺人求生之难可见一斑。
在济南陪同花淑娟演出时，曾排演过一出根据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的时装戏《啼笑因缘》，花淑娟扮演戏中鼓曲艺人沈凤喜，我扮演戏中大学生樊家树。在演出过程中，忽一日来了几个日本宪兵和汉奸特务，硬说戏中的刘将军影射日本军阀，讽刺当局，有反日倾向，诬称戏班中有“八路”分子，不仅封了戏院的门，没收了演员的“良民证”，还把我和该剧编导王度芳抓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内，我面对着冰冷的铁窗，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们戏曲艺人靠“作艺”养家糊口，整日小心翼翼，从不招惹是非，怎么就没有做人的自由与尊严，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日本投降以后，我傍小白玉霜在北京广德楼戏院演出。当时除去每天正常演出外，每周还要额外加演一场，“慰劳”国民党伤兵。那些所谓的伤兵，张口闭口就是“老子抗战八年”，对老百姓横眉立目，耀武扬威，吃打拿要，蛮不讲理。一次，他们看了戏不满足，仍要加演一场。因为剧团没有准备，管事人就找小白玉霜和我商量演什么。因为商议的时间长了点，伤兵们等得不耐烦，在台下连喊带骂，不但砸了戏园子，还闯入后台闹事。幸亏人们把我和小白玉霜藏在了后台男厕所内，才逃过一劫。
还有一次我傍小白玉霜在天津天升戏院演出全部《玉堂春》，小白玉霜扮演苏三，我扮演王金龙，身着官服上场打引子：“为访姣容到洪洞……”还没等我念完，台下就飞来了一只茶碗，好在我手疾眼快，用扇子一遮挡，茶碗擦脸而过，正砸在一个跑龙套的演员脸上，顿时鲜血直流，台上台下乱成一团。恰好此时小白玉霜的丈夫、日伪黑旗队的头子佟海山正在现场，立即将扔茶碗的人拉到台前，追问他为什么捣乱。原来这个愚昧无知的浑人，他媳妇名叫“娇蓉”，以为我在台上喊他媳妇的“名字”，醋劲大发，往台上扔茶碗以泄愤。艺人的这种无妄之灾，在旧时代是司空见惯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戏曲艺人彻底翻身解放，成为受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组织上两次保送我到高等戏剧院校深造进修，我身兼演员、导演与教师的重任，尽心竭力做好本职工作，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完成艺术创作任务。退休以后，市里又安排我进入天津市表演艺术咨询委员会，与众多老艺术家一起，为天津戏剧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发挥余热。今年，天津市文联、天津市戏剧家协会等单位，为我从艺80年举行了艺术研讨会、评剧名家演唱会等系列祝贺活动。这使我深受激励，也感到万分荣幸。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福分，也是整个评剧界的光荣。我要以老朽之身，微薄之力，传承艺术，奉献时代，为评剧事业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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