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雪亭，1913年生于江苏苏州。学名仁初，11岁时，入银匠铺当学徒，听评弹入迷。14岁时，拜名家徐云志学弹词《三笑》，取“程门立雪”之意，定艺名“雪庭”，后又改为“雪亭”。出道后，先在江浙码头演出，1930年代进入上海渐有声名，后因《三笑》说的人多，书熟，改说新书。在得到《杨乃武与小白菜》纪录脚本后，潜心钻研，刻苦揣摩，创造角色，革新书艺，一鸣惊人，成了当时驰誉江浙沪的一大响档，拥有大量的“书迷”。在江浙水乡演出时，听众驾着木船来听书，附近港汊，为之拥塞。也有乘小火轮来的，满满一班客轮，乘坐的都是来听严雪亭的听众。乡人喜称这艘客轮为“雪亭号”。1940年代后期，沪上商家及小报业，选评弹名家，严雪亭在男演员中得票最多，遂荣获“评弹皇帝”之誉。
1949年，上海解放时，严雪亭出码头，不在上海，因此，有些活动，如义演书戏《小二黑结婚》等，他没有参加，我和他接触不多。1952年下半年他参加“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后因故退出。1956年，重又参加上海人民评弹团。由于他是二次进团，恐他有思想负担，隔阂心理，多次下生活，或搞新书创作，我都与他结伴同行。这样，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们曾多次相处。追忆往事，不胜怀念。
壹
1958年初，上海评弹团发动全团演员，分批到上海大小工厂，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劳动，也收集创作材料。我和严雪亭结对到江南造船厂生活劳动了一段时间后，听工会介绍，医务室有一位年轻的厂医，放不下架子，不安心在厂里工作，在看到工人们在“技术革新”中的热情之后，受了教育和感染，便积极认真地为工人服务了。这在当时是较有典型和现实意义的。我们经过讨论，由我写出初稿，他进行二度创作，排练为短篇弹词，取名就叫《厂医的转变》，先在厂里演出。由于他在厂里有了亲身感受，他的说表清脱，表演生动，又有生活气息，演出效果不差。后来带回团里，作为下工厂的正式节目，还在广播电台录了音。
评弹团的演员深入生活，有了感受，便由陈灵犀执笔，将“技术革新”中各厂的先进人物和事迹，编写成群体演唱的开篇《上海英雄颂》，全团演员参加排练。那时，还没有用“流派唱腔”的名称，每一个先进人物的事迹，由一位演员用其独特风格的特色唱腔演唱，集体登台演出时，严雪亭以其清亮的“严调”演唱的“上海锅炉厂，钻工李福祥……”赢得了满场掌声。开篇后来登上了“文化广场”的大型舞台，并灌制了密纹唱片。
1960年末，我们团分批去崇明农场劳动生活，我和严雪亭是在后面一批去的，行李已由先去的同志带去了。我们两人各带一个挎包，在堡镇吃了午饭，便步行上路。经过前几天去的同志指点，穿越农村小径，横穿崇明岛的中部。严雪亭比我大十二岁，那年我三十六岁，他已是四十八岁了，一路上有说有笑，我问他，过去走过这样的长路吗？他说，没有。一下午，走了四五个钟头，我感到两条腿有点僵了，二人的说话也渐少了。我问他，累不累，他笑笑说：“还好，也快到了吧。”我说：“应该不远了吧。”天色也渐渐暗了，走着走着，前面传来了大喇叭播放歌曲的声音，他高兴地说：“到了，到了。”又走了刻把钟，已经到达东平农场的入口处了，有团里的同志看到我们，马上欢笑着迎上前来，大家都很高兴。那天下午足足走了五个多小时。进入宿处的时候，我说：“这是一次锻炼啊。”他兴奋地对我说：“我们胜利了。”
徐丽仙的胞姐徐新妹是抗日战争时期太湖地区新四军的交通员，被捕后，发出了“投了红旗，不投白旗”的壮言，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解放后，评为烈士。1961年，上海评弹团，把她的事迹列入创作计划，拟作为“太湖游击队系列中篇之一”。由严雪亭、刘天韵、周云瑞、陈希安和我五人，深入生活，访问体验，负责创作。1961年下半年，我们一起深入到她的故乡和活动地区苏州郊区向街白马涧一带。根据乡里安排，我们住在当地的文化馆里，每天天不亮起来，到一家老茶馆里，烧水盥洗后，吃了热茶，便外出采访。收集材料，早出晚归，有时，深夜归来，五人列成一行，提了马灯，步行在狭小、曲折的田间阡陌上。已是初冬，寒风飒飒，枯树荒坟，暗影摇摇。接连一个多星期，谈好了脚本提纲，主人公取名徐红梅，中篇取名《雪里红梅》。接下来，便到苏州书场，与全团集合。我们先带了行李，或背或提，进铁铃关，乘马车，直到阊门。再换乘三轮车到达书场。经过一下午的跋涉劳顿，到晚间，严雪亭的嗓子就嘶哑，失音了，好在原计划有几天休息的。严雪亭就去看中医，吃中药，三四天后，他的嗓音就恢复了。他对我说：“我的喉咙不大哑的，前两天，你不知道，我的心情有多沉重。一个演员不能为听众演出，是最痛苦的。”这句话，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1962年，严雪亭、刘天韵、朱雪琴、薛惠君《三约牡丹亭》
贰
1964年，上海评弹团分批到农村参加“四清”社教运动。我和严雪亭同去奉贤塘外，我们和吴子安，三人住在一间三开间的独立农舍里，四周便是农田。我们三人除了参加会议和到田间劳动，生活起居都在一起。伙食是分头在贫农家中搭伙的。严雪亭爱好整洁，又很勤劳，看到桌上水渍，地上尘埃，立即抢在前面擦拭和打扫干净，每天换洗衣裳，都洗净、晾干，折叠整齐。后来，组织上照顾老演员，从上海调来了炊事员，在村头办起了食堂，严雪亭也就不在农家搭伙，改在食堂吃饭了。这样，他每天回来，总要讲点在食堂的见闻。
一次，他从食堂回来，讲起一位文化局的处长到食堂时，来得晚了，菜已卖完，炊事员对他说，给你烧个荷包蛋吃吧。那同志听了高兴地用浓重的绍兴方言说：“好咯，荷包蛋，我喜欢咯。”严雪亭讲时，也学了他的绍兴话讲，听得大家都笑了。由此，我就问起他，听说你为了说《杨乃武与小白菜》，要说好绍兴话，家中特地雇了一位绍兴籍保姆，是吗？这话引起了他的谈兴。他告诉我：“为了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我不但学绍兴话，还看话剧、文明戏，学普通话和各地方言，要说好一部书，光有文本是远远不够的。《杨乃武》长篇情节复杂，人物又多，一要表叙清楚，还要起好各种角色。《杨乃武》是清朝书，原来明朝题材的书目中，中州韵的白口和服饰及手面动作等表演方法都不能用了。许多地方，都要革新创造。就以《杨乃武》书里的官员来说，就有大官，小官；文官武官，地方官，京官等。演出中，要分出各种身份、性格、思想、行动等，才能引人入胜。那时我年纪还轻，说好《杨乃武与小白菜》这部书，是着实动足脑筋，花了不少心血，还经过刻苦磨练的。”
1960年，严雪亭、陈希安《杨乃武与小白菜》
参加“四清”期间，我们常去大田劳动。田间的大喇叭，每天按时转播上海人民电台对农村的广播。下午大约四点钟，正值我们在劳动时，大喇叭里便会传来严雪亭唱的宣传节约粮食的《一粒米》开篇，这是对全市农村播放的。每次听到，我会笑着对他说：“老严，又碰头了。”他露出得意的笑容，嘴里却谦逊地借用开篇的唱词接一句：“一粒米，啥稀奇。”一起劳动的人，听到也都笑了。
叁
“四清”结束后，回到上海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骤然掀起了。“风暴”来得猛烈，初时，严雪亭和我都被打入了“牛棚”。所谓“牛棚”，就在评弹团楼下门边的一间狭小的浴室里。我们这些“老牛”，就挤坐在破浴缸旁的长条桌边。又高又小的窗子里，喷进来隔壁人家生煤球炉的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造反派时时气势汹汹地冲进来，批斗叫骂。一次，造反派一大群人冲进来，从推行文艺黑线，搞资本主义复辟，直批到后来，指责我把团长室放在二楼朝南的大房间里，分明是搞反革命修正主义！个个声色俱厉。我当然无言以对，他们批斗完就走了。当时无人出声。我则是满心委屈。这时，严雪亭就站在我身旁，却悄然低声地说了一句：“你下转（以后）团长室就不要再放在朝南房间了。”这样的时候，我受到了众人的白眼，连一个一向奉顺我的牛棚同仁，也屡屡损人不利己地向造反派去“揭发”我。我曾在下水田劳动时，在脚踝上抹了点随身携带的蛤蜊油，都被他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活命哲学”。就在这种我已被看作永世不得翻身的反革命异类的时候，听到了严雪亭的这句话，说明他还把我看成不会垮台的干部，我低沉已极的心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给我的温暖是我没世难忘的。
没有多久，他被允许出了“牛棚”，过了两年，我也得到了“解放”。直到1975年左右，我们才有了相处在一起的机会。那年下半年，全团都在“文化干校”，快到年终时，全团都要回上海过年了。留下的空房子，需要有人看守，严雪亭是“三名三高”人物，我是“犯错误”的“走资派”，我们二人又都是“反动学术权威”，就被指令留下值班。那时，我儿子染了肝炎，辍学在家。我把他接来干校，这样，我们父子二人和严雪亭，老中青三人便一起住在干校边上的一间茅屋里，伙食是从食堂打来屋里吃的，也没有人找我们开会。看看书报，或是随便聊聊。我儿子常去海堤边游玩。严雪亭那时年已花甲，他性格平和，具有仁厚的长者之心，和比他年轻的人在一起，总以照顾人为己任，为乐事。
记得前些年和他一起去巡回演出，一次到了芜湖，住在招待所一个大统间里。我有一副假牙，每晚睡觉时，要拿下来刷过了，浸泡在注满清水的茶缸里的。哪知第二天，天刚亮，服务员就闯进来了，不分青红皂白，拿起桌子上的茶缸就往手上提的污水桶里倒，严雪亭起床很早，见了连忙上前抢了下来。等我起床时，他得意地对我说：“我今天立了一功，如果被他倒进污水桶里了，你的假牙还能戴进嘴里去吗？”我当时真是连连道谢，感到了他对人的关注、照应。我们三人生活在干校里的时候，也一直感受到了他的仁厚长者之心。我儿子因患肝病，胃口不好，吃得又少又慢，等我们吃好，他碗里还留有剩饭，严雪亭总在一旁哄劝他：“弟弟啊，快点多吃点，多吃了，身体就好了。”他微笑地催促着，直到看我孩子把碗里的剩饭吃完。他还给我儿子讲故事，听得他入迷。我对他说：“你真有耳福，一位大响档，给你一个人讲故事。”我们一起生活，除了看书报就是谈家常。一次，我们闲聊，他问起我，最喜欢吃什么菜肴。我说：“火腿、蹄膀和鸡一起炖一锅汤。”他说：“这叫‘三件子’，你喜欢吃，什么时候到我家来，我请你吃‘三件子’。”可是回到上海，各种批判会不断，我们就没有闲情交谈了。更谈不上吃什么“三件子”了。
肆
“文革”后期，我被安排在文学组，到金山石化厂等下生活，他和几个老演员则在收发室值班看门，曾到学馆教过苏州话。终于有一天，被允许参加演出组排新书了。他参加排的是一个商业题材的新短篇。那时，他已有八九年没有登台了，排书，演出，这说明，可以恢复演员身份，有再与听众见面的机会了。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渴望。然而，想不到的是，节目审查没有通过，还从工宣队口中传来“书也不会说了”的评语，再登台演出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从此，他心灰意阑，多次打报告，要求退休回家养老。退休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听说，他在家里跌倒，生病的消息。粉碎“四人帮”后，过了两年，我恢复了工作，好几次到他家去探望他。那时，他并未卧床，衣着整齐地端坐在沿窗的方桌旁。有时，还拿着三弦拨弄着。他关心着工宣队撤走后团里的情况。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反复说的，他现在“要能，勿能”四个字。“要能”这表达的是，一位老演员对再登台演唱的热望，更表达的是一位热爱事业的老艺术家，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的未已壮志。而“勿能”吐露的是，他身患疾病后，力不从心的痛苦和绝望。我联想起，过去他嗓子嘶哑失音时，对我说的，“你不知道一个演员要演不能演，有多么痛苦”。此时，我觉得我说的所有宽慰话都是无力的。后来知道他患的是无法逆转的“帕金森综合征”。1983年，终因多种并发症病逝于华东医院。
1960年代初，正值壮年的严雪亭，身体很健，大家闲谈，讲到一些病症时，他总说，我还不知道什么慢性病呢。那时，要抢救书目，抢救艺术，大家都还没有想到他。接着，停说传统书，都说现代书了。“文革”一起，也就都不演出了。因此，严雪亭留下的音像资料很少。他的去世，对评弹艺术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每念及此，令人无限痛惜。
注本文原载于2017年第11期《上海采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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