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评弹情结

在我的艺术生涯里，对于评弹艺术的崇拜、学习、服务、欣赏、研究，占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你想，一个地道的北方人，不下正经的功夫，怎么能领略评弹的奥妙，怎么可能获得真正的乐趣呢？别的不说，仅我听评弹的过程在今天看来就显得怪异和不可理解了。我当时的部队在上海场中路，看评弹有时候在上海的静安寺的静苑书场，有时候是马当路的大华书场，最近的是虹口区的红星书场。我经常是从场中路多书场骑车来去，去的时候兴致勃勃，回来的时候，琢磨滋味，品评其中的每一个噱头和唱腔。那乐趣，今天想起来还是沉醉一般的感觉。

我是北京人，满族。因为当兵到了上海。此生便不能不与评弹发生联系。我在先后在空军独五师和空四军的战士演出队，当时战士演出队是不定期的组织，每一次的人员会有一些变化。演出无非是表演唱、诗朗诵，相声、快板书什么的那些应时当令的小节目。虽然搞的是业余，由于大家很认真，后来还真出了一些很有成就的人。比如解放军总政歌剧团的著名作曲家--王祖皆，上海电影厂的著名电影演员马冠英等都是在空四军演出队和我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我当时是唱快板书，有时候也说相声。在“世无英雄”的岁月里，我能够时不时登上当时的大雅之堂---上海市委礼堂，那地方绝对相当于上海的“人民大会堂”，有机会参加军民联欢或者什么名目的专题晚会，广播里有声，电视里有影儿。

一来二去，接触了不少地方文艺界人士。京剧界的、舞蹈界的、歌剧院的、人民评弹团的都有。于是本来因为曲艺特长从军的我，对曲艺自然有着特殊的敏感，上海说唱、浦东说书、都让我喜欢，尤其是对苏州评弹渐渐着迷。必须说明的是，那些引诱我的苏州评弹，今天看来并不是地道的，正宗的评弹，那是评弹艺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改革”的一种形式。因为“文革”中扫荡“四旧”，评弹的书目大都被打倒，评弹艺术家凡是有些名气的也大都倒霉或者倒台了，就连评弹的表现技法，也受到置疑。如此一来评弹就不怎么像评弹了，即使不怎么像评弹的评弹，于我来说也是精美的精神食粮了----什么叫饥不择食，可以想像了。我主动接近他们，一旦有机会就顺理成章地结识了。上海的评弹名家我几乎如数家珍，评话、弹词我都喜欢，虽然听起来有些费力，但是那味道，那神情，那手面，那弹唱,即使听不完全，或者并不十分懂得，也是让我痴迷不醒。余红仙老师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那时候她可是年轻漂亮，风姿优雅，庞大的乐队为她伴奏，她演唱的毛主席诗词《答李叔一》，堪称无与伦比。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到今天我听过难以计数的人演唱这个曲目，也可能由于先入为主，但是也不是先入为主，经过很多方面的比较之后，我觉得根本无人能及。后来，我从南京军区空政文工团转业到北京，在中国曲艺家协会工作，关注评弹艺术和评弹艺术家成为我的职业和责任，我为此庆幸我的人生经历因有评弹而不俗。故事自然不少，有机会慢慢写来。这一张照片是在1994年秋天，第六次全国文代会期间，终于有机会和余红仙老师合影留念。

邢晏芝，评弹艺术的大青衣，现在已经功成名就，蜚声艺坛。我第一次看她演出是在苏州开明剧院，大概是1979年的春节之前，评弹界回复了逢年过节艺人回家，在家乡相互交流的“会书”的传统。在会书期间，各路名家登台献艺，那阵势绝对不亚于北京的厂甸庙会。邢晏芝既作主持人，也演唱开篇，还和父亲邢瑞庭、三哥邢晏春说了一回《三笑》，我当时在南京空政文工团，经过当时江苏曲协的张棣华老师的介绍我认识他们全家。过了两年也就是1981年的冬天，我们都参加了在扬州召开的“全国长篇评书评话座谈会”时，有一次近距离接触。后来不知道看过她多少场的演出，慢慢的熟悉起来了。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时常友谊日深。遇到新的书目或者新的演出，我经常向她请教。对她的艺术表现越来越喜爱，对她自成一家的成就极为赞赏，在交往中，也领教了她的率真，她的见识、她的个性、她的豪放大气的为人。30年前舞台上的她应当是青涩有余，含蓄而乖巧。后来勤奋钻研，刻苦立志，终于和三哥邢晏春因为说唱长篇弹词《杨乃武与小白菜》享名，自立门户，江湖人称她的唱腔为“晏芝调”“俞加祁”好评如潮。2005年邢晏芝来北京大概是观摩或者和领奖，没有想到在中山公园相遇，于是在音乐堂旁边合影留念。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邢晏春、邢晏芝兄妹已经调到苏州评弹学校任职，曾经搞了一场“邢晏芝独唱会”，演出民歌、戏曲选段和若干评弹开篇，当然少不了全家合作说书。呵呵，那场演出阵容很是强大，仅主持人就是了不得，姜昆从新加坡赶场过来，常贵田、侯耀文特意从北京赶来，三位相声大腕一同捧场，实在是史无前例。我当时是《曲艺》杂志的记者，同时也担负了这场晚会的撰稿。照片是在这次演出之后的合影。

邢晏芝(右一)和姐姐邢雯芝、父亲邢瑞庭(已故)、学生盛小云(如今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江苏曲艺家协会主席)等人合影，我在第二排左一。

和吴宗锡先生在苏州园林合影。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吴宗锡先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我非常尊敬吴老，从他的著作和讲话里，我学习了很多很多，至今我在一些场合无论讲课还是研讨，我会不自觉的引用吴老师的一些观点。比如他使用美学理论来看待和解读评弹艺术的“说”“噱”“表”“歌”等等，吴老是老革命了，学生时代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后来一直担任上海文化界的领导工作。吴老也是真学者，吴老受过高等教育-早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四十年代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歌曲《山那边哟好地方》的歌词就是出自吴老的手笔。吴老风度儒雅谦和，什么时候都是衣冠整齐，神情平和，头发一丝不乱，使人敬畏。

和唐耿良先生在80年代后期于苏州评弹节期间合影，如今唐耿良先生已经作古，我非常怀念他。唐耿良先生是《三国》名家，对《三国》研究非常精到。晚年移居加拿大。去年在上海逝世。我了解评弹认识评弹唐耿良先生是启蒙老师。文革后期我到上海当兵。我的业师李润杰先生给我介绍唐耿良先生和他们一起到大庆下生活，在全国巡回演出的事情，告诉我，“在上海有什么事情尽管以我的名义找唐耿良先生吧”。在部队安定下来之后，就打听到上海人民评弹团，找到了唐耿良先生，当时他也不自由，还没有完全“解放”。但是他答应可以帮忙给我找票看看评弹演出。当时他的能力有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过了一两年，我参与了空四军演出队招生，找到唐老师，那是他已经被“解放”了，比较自由。他很热心地就带我认识了张建国、徐丽仙、石文磊等名家，现在想起来真是要感谢他。

在1998年中国曲协在中南海举办《评书评话名家展演》，当时我是中国曲协的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做些具体工作，唐耿良先生闻讯热情参加，在演出书目方面，还虚心并且认真地听取了我的建议。在他的回忆录《别梦依稀》中，有一章专门记载了这个事情。

唐耿良先生才高心细，书艺精湛，富于创造精神，并且成果卓著，因为他紧跟时代，当初是名副其实的风云人物，《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还有反映农业学大寨什么的都很轰动。传统书演说的精粹，现代题材驾驭的自由，在晚年的时候还在国内国外宣讲“《三国》里的用人之道”。他的博学和理智在曲艺界堪称凤毛麟角。

1985年和评话大家金声伯先生在北京合影。金声伯先生是苏州评话大家，《包公》说得无人能及。自从结识金先生之后，我们虽然不是密切联系，但是从来没有断过联系。老人家有个性。有一次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的人到苏州采访他，由于事先没有联系，老人家拒绝采访，很多人感觉怪异，那个栏目的编辑吃了闭门羹束手无策。忽然想到了我，打长途电话向我求助。老人家很是给我面子，一个电话说明了情况，次日下午很客气的迎接了他们。

去年我应邀到苏州，他的弟子项正伯接我，下火车之后，我们没有奔赴饭店，而是直接开车到他经常光顾的茶馆先看望他。老人家高兴的很。现在年近80的金先生谈笑风生。还骑摩托车到处走。享受晚年生活幸福，金先生性格开朗，敏锐稳重，既幽默，又有条理。口碑好的不得了啊。

1986年《全国新书目、新曲目演出》期间在北京冶金招待所阳台和倪迎春合影。

倪迎春是舞台精灵性的人物，只要上台马上进入状态，艺术感觉异常灵敏。行家们都说，“倪迎春上台，后边的白给了”。倪迎春是文革之后评弹界公认的优秀人才，她参加演出的中篇弹词《春梦》《真情假意》等当时非常轰动。22年之后的去年，在上海舞台上，又看到倪迎春的演出。风采依然，魅力依旧。她演出了书戏《雷雨》，演唱了开篇《西施》，行家都说，按照实力，她应当获得国家级别的奖项。遗憾的是她没有获得。评奖也是很复杂的事情。其中原因一言难尽。我相信倪迎春依然是倪迎春，她不会计较一个奖项的得失，因为她相信，错过一个奖项，也不会有损她的艺术光芒。

80年后期和弹词名家胡国良先生在苏州合影，胡先生本来是正宗的评弹演员，后来改行到中国唱片上海分社作编辑，编辑出版了大量精美的评弹音像制品，内行编辑，内行手笔，今年出版的《评弹经典》囊括了所有名家的经典演出，同时文字也极其讲究。胡先生的辛苦尽在其中。

和施振眉先生一起在苏州纱帽厅看望黄异庵先生，施振眉先生多年在浙江作领导工作，深入浙江的基层调查研究，和广大民间艺人结成朋友。80年代后期，在苏州参加会议期间，施振眉先生主动邀请我到纱帽厅书场听书，看望老先生。在这里重逢黄异庵先生，谈笑甚欢。

我在南京工作多年，认识了江苏曲艺界的几乎所有名家。一次演出之后和我和侯莉君老师以及她女儿侯小莉(左一)、儿媳唐文莉(右一)合影留念，如今侯小莉、唐文莉定居国外，侯莉君先生也远行有日，这一种合影尤其显得珍贵了。

我在部队文工团创作组，发表过一些单弦、开篇之类的作品，最引我骄傲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我的快板书《春催杜鹃》。那个本子是经过石文磊老师指导后修改的，里边吸收了评弹的“赋赞”手法。石文磊老师说，为了你今后搞好创作，我介绍一位我们大家很尊敬的前辈给你，他叫黄异庵，很有学问的老先生。我一听喜出望外，求之不得。在一次“会书”期间的清早，石文磊老师带我到苏州大公园茶馆，把当时穿军装的我介绍给黄先生。记得黄先生面色有些冷淡，哼了一下，点了一下头，让我坐下，就算是认识了。我求学心切，立马提问了很多不知深浅的问题。老先生没有歪头听着，慢慢喝茶，没有怎么理会我。我心里多少有些纳闷。后来熟悉了，他道出原因:原来他曾经被打成“右派”，有过在劳动改造的经历。心里害怕穿军装的。今天我又穿军装看他，勾起了好不容易淡忘的往事，心里当然不愉快。

后来老先生对我很好。

我在南京收到过他给我写的一张书法，内容是一首“卜算子”，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老眼看春花，未决欢情短，剩有周郎顾曲来，已遂余心愿”，把我当成顾曲的周郎，一时让我受宠若惊。“曲有误，周郎顾”，多年以后，我从事曲艺的评论且获得一些虚名，其中的动力和黄老当初的鼓励应当是有关系的。

我转业到北京之后，我们还通过信。他曾经给我往中国曲艺家协会邮寄一封信，地址是苏州桃花坞，那是出版年画的古镇，老先生居住那里想必也是沾染了不少民间美术的质朴和灵气，难怪他的书法获得那么多人的喜爱和赞扬。在那一封信里，夹着一张书法斗方，内容是“石听琴”诗一首:内有“看似无才最有才”我知道那是教导我低调为人，不要锋芒毕露的意思。两张书法，让我格外珍惜。

前年我在苏州评弹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到苏州黄埭参观“评弹博物馆”，见识了黄异庵先生丰富珍贵的收藏。让我激动的难以言表。这是一笔多么不同寻常的财富啊。

有一年，我由南京到浙江深入生活途径上海，休闲时候到马当路大华书场听书。没有想到，那天下午恰好是黄异庵先生的单挡《红楼梦》。让我喜出望外，在我听到和看到的资料中，都说弹词没有《红楼梦》，可是黄先生明明白白的在说啊，怎么是没有呢？评弹界也是能人集聚的所在，各种原由难以说清。无独有偶的是，在我相遇到黄先生不久，新民晚报刊登了《红楼梦》专家周汝昌先生在上海欣赏黄异庵弹词《红楼梦》的文章。这个时间应当是1977年秋天。记得那天黄先生下来，我陪他在马当路的小摊上吃了一碗面条，我看机会难得，就提议顺便在旁边的照相馆拍照了这张照片。

在苏州拜访金声伯先生的时候，评话《三国》大家张国良在一起，于是合影。

这是2006年在北京参加中国曲协换届大会时候，在京西宾馆餐厅里和苏州评弹作家演员吴静的合影。

吴静，毕业评弹学校，是同辈人中的拔尖人才，舞台上潇洒大气，笔头上智慧过人。是公认的才女。现在演出、创作的同时，还兼职苏州电视台栏目主持。她和顾志明合作的《老苏州，小苏州》越来越有影响。吴静赶上了好时候，可以尽情施展才华。演出获奖，创作获奖，名利双收，不要说在江浙沪，就是放眼全国曲坛，也是独领风骚的人物。我称呼她“小辈英雄”，我由衷地期待她来日的大作为。也祝福她未来更加幸福的生活。

1983年苏州评弹学校的学生进京演出，难得合影:倪迎春、石文磊、薛慧君、王惠凤、曹孟浪、孙淑英、范林元、徐小英、秦建国、朱庆涛等。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曲协的组联部。主任是鲁平同志，（前排左三）和彭高瑞同志。（前排左一）。

我是当时的记者。位于后排左二。 还有几位名字忘记了，实在抱歉。

评弹看似简单，可是一张口……呵呵事非经过不知难啊。

80年代后期，邢晏芝(右一)和姐姐邢雯芝、父亲邢瑞庭(已故)、学生盛小云等人合影，我在第二排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