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评弹记忆

作者简介：胡国梁，一九四三年生，弹词演员，上海人。一九六零年入上海评弹团学馆，先拜杨斌奎为师，习长篇《大红袍》，后又师从严雪亭，习《杨乃武》。唱严调，具乃师风味，又有创新。一九八三年进中国唱片厂任戏曲编辑，整理出版了大量评弹音像制品，其中《弹词流派唱腔大典》、《评弹经典---书坛珍品系列汇集》更获好评。有徒陈侃、周彬、吴含婷。

一、广播书场造就了小书迷

我五岁丧父，第二年，在太平轮上做船员的长兄又因轮船失事而丧生，一家陷入困境。母亲和大姐都是家庭妇女，我的同父异母的兄长胡鸣良（他的母亲生下他不久就病故，是他的姨妈即我的生母将他抚养长大，我母后成了我父亲的续弦）是滑稽名家刘春山的学生，艺名胡珊珊，常在小东门福园游乐场唱滑稽京戏，收入微薄。我的次姐拜汪秀英为师，进了长江沪剧团学戏，艺名汪蝉玲。我的小哥做了艺徒，学修无线电。母亲还接些家庭作坊的私活，做万花筒的纸筒，我在课余也帮着一起做，贴补家用。

我的童年生活是艰苦的，但也是丰富多彩的，不是跟哥哥到游乐场看戏，就是跟姐姐进剧场看沪剧。我的小哥学会了无线电技艺，竟自己装了一台收音机，经常听的就是沪剧、滑稽和广播书场，而评弹成了我的最爱。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评弹的辉煌时期，广播书场要放好几个小时长篇评弹，至今在脑海里留下印象的有：刘天韵、谢毓青的《三笑》、曹汉昌的《岳传》、蒋云仙的《啼笑因缘》、丁冠渔的《英烈》、徐天翔的《胭脂》等等，而真正让我入迷的是吴子安的《隋唐》。从《程咬金卖柴筢》一直到《四平山》，我基本上一回不拉，并能牢牢记住小辈十三条好汉的名字。当时我在培光中学念初中，同学中有不少小书迷，常常在课间交流听书心得，谈得眉飞色舞，吐沫横飞，煞是有趣。

二、小书迷开始进书场

除了听广播书场，两位兄长领我进书场听书则更让我兴高采烈。当时，我的大哥参加了王山樵、王雪艳领衔的方言话剧团（即文明戏），后併入上海人艺。我的小哥进了交电公司，都是吃国家饭的人了，经济条件自然好了些。我至今记得，大哥曾领我到老雅庐听过唐骏祺的《三盗九龙杯》，书场里还有各种零食吃，真是惬意。还有一次，小哥买了一张大沪书场的书票，是三档评话，唐耿良的《三国》，张鸿声的《英烈》，吴子安的《隋唐》，因有客要来，一张票给了我，我拿了票，胡乱扒了两口饭，急匆匆就走了。我至今记得妈说：介急做啥？我哥猜透了我的心意，说:怕我变卦。这三挡大书听得实在煞渴。

更使我难忘的是一九五八年我竟然争取到学校组织的义务劳动，到工人文化宫担任影院和书场的检票工作，我自然选择到书场服务，检票后笃笃定定听书。大跃进时代，都是说的新书，印象较深的有严雪亭的《三角皮带》、张刘的《第371次》、钱雁秋的《曙光和五味斋》......反映各条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先进事迹，使我激动的是我见到了不少心仪的评弹名家。

还有一次也印象很深，我哥叫我到西藏书场排队买中篇《大生堂》的书票，购票的人龙从西藏书场一直逶迤到南京路转弯，等我将近排到书场门口时，有一中年女同志对我说：“小朋友，我是广播电台的，因为要上班，实在来不及了，谢谢你帮我带两张票，买到后替我送到电台好吗？”说完把票钱塞到我手里，她相信我，我也相信她。那时我已经在四川北路的浦光中学读高一，离开电台不远，隔天就把票送到电台，今天我还记得她姓王。可见，当时的评弹是如何兴旺。

我小哥所在的交电公司与人民评弹团关系很好，所以交电公司经常组织评弹演出，一次是当时的青年队表演，孙淑英，沈伟辰，赵菱菱，武家安，陈瑞琳演唱的《向秀丽》,她们个个年青靓丽，嗓音甜美，看得我这个小书迷羡慕不已，心想我倘然能进评弹团说书该有多好啊！真幸福死了。万万没有想到，不久机会来了......

三、考进人评团学馆

一九六○年，上海文艺团体联合招生，广告登在各大报刊上，我见了后欣喜异常，决心报考人民评弹团学馆，无论如何要去试一试。当时，我在浦光中学读高一，在读学生报考文艺团体必须要有学校介绍信，故我找班主任李德天（我至今感激他，因为他帮了我大忙），请他帮我开张介绍信，不料他说：评弹团招生组已经来过，他们只收初中生，高中生不要的。我说我自己去报名，一定要争取一下。幸好他也是评弹爱好者，十分支持我当评弹演员的理想，当即领我到教导处，教导主任当然也是这两句话，评弹团不招高中生，故而来校招生未惊动高中生。李老师就帮我说好话，说我如何如何有希望，其实我在学校从未公开表演过，我也不知道他如何会知道我有希望，这大概是他自己心中的希望吧。幸好教导主任也喜欢评弹，终于替我开了介绍信。

我拿了介绍信兴冲冲赶到陕西路文化－广场的上海戏校报名，未经周折就让我顺利进了评弹考场。两位主考大人，一位是蛇王杨仁麟，一位是后来成了我恩师的龙凤书大王杨斌奎。几句简单的问话，就问我会不会唱，我说会唱不会弹，于是杨斌奎先生帮我弹三弦，我唱了一首当时电台里经常播放的蒋调开篇《百花催春》。一首开篇完整唱完，杨老先生笑眯眯对我说：回去等通知吧。我心中忐忑，只得回去，不料第二天就来通知，叫我到延安路人民评弹团去复试，太好了！我实现理想过了第一关。

按照指定的日期，我到评弹团应考。来复试的学生很多，待叫到我的名字，我心里自然紧张。主考官三位，中间是吴宗锡团长，左面是周云瑞老师，右面是朱介生老师，旁边还站着不少当时的青年演员。周老师问我会唱吗？我又唱了《百花催春》，唱了四句就叫停了，又问我其他会唱吗？我说还会唱张调，就唱了《怒责贞娘》，又是四句，不要我唱了。其实我很喜欢周云瑞老师的唱，只是当了周老师的面怎么敢唱他的唱腔呢？周老师又问我其他戏会唱吗？我从小看沪剧，特别喜欢王盘声，《志超读信》、《刘智远敲更》、《黄浦怒潮》都会唱，于是我就唱了一段《刘智远敲更》，此番倒没有打断我，一直唱完。然后又试我的节奏感和记忆力，周老师在桌子上敲不规则的节奏，叫我也跟着敲，然后对我说，你先到外面等着，等一歇再叫你。我有些自喜，好像其他人考完就走，怎么还叫我留一留呢？看上去有点希望了。待等所有考生全部考完，果然又叫我进去，这次不要我唱评弹，叫我刚才这段《刘智远敲更》再唱一遍。我心中有些不悦，心想我来考评弹，怎么叫我唱沪剧？唱完后又叫我边唱边做，加表情动作，我屏了半天，说不会。朱老师启发我说：“阵阵朔风吹入骨，飘飘大雪从天降”这两句你做做看。一则我已有些情绪，二来也确实不会表演，就一直僵着。周老师见状就说，好了，你回去等通知吧！我出来时想，啊呀这下完了，为什么评弹只叫唱四句，沪剧倒唱了两遍，当时是各剧团联合招生，会不会把我推荐到沪剧团去，我是来考评弹的呀！后来猜想，大概老师们认为我沪剧唱得比评弹好，在我唱第一遍的时候，吴团长有事出去了，未听到，所以叫我最后再唱一遍给吴团长听，让他拍板。

等通知的日子是最难熬的，一个星期还没有消息，我打电话到评弹团去问，通知发了吗？说：快了，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通知来了，我迫不及待拆开一看，录取了！我真是激动得浑身发热，手也颤抖了。

四、新生活的开始

我考取了人民评弹团学馆，全家都为我高兴，因为我一家都是“书迷”。当时的评弹是多么的吃香，尽管当时的文艺都很繁荣，有关部门曾做过调研，上海的评弹观众人数仅次于电影，位居戏曲首席。在电台播放评弹的时段，差不多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都在收听，包括马路上的大小店铺。你在街上行走，基本上可以连续不断一路听过去，所以我考进评弹团，对我家而言，不能说像出了个状元，至少也像出了个举人。（当然少数书香门第、阀阅人家，看不起艺人，不让子女吃开口饭也是有的）我小姐夫陈却利（后来改名陈旸，为长江沪剧团导演，文革后任徐汇沪剧团团长）喜滋滋对我说，今后我们都是文艺界的人了。我听了真是得意。

我接到录取通知后，没几天就到评弹团报到了，由于学生都要住宿在团里，所以粮油关系都要转过去，八月二十三日正式开学。但是团里对我说，目前正在举办整个评弹界青年演员培训班，你们也可以来听听。这个机会我当然不会错过，只是这个培训班已近尾声，他们在准备一场文化－广场的大型汇报演出，压台的是四十多人的评弹大合唱《长征组曲》，一组组场面由一对对演员领唱，可能男演员还差几个，居然叫我与另两位较大一点的男学员陈克文和马鑫森一起参加合唱。我这个还未进团的小书迷，第一次登台，竟然是能容纳万名观众的上海最大的剧场－文化－广场舞台，牛吧！不过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所以在脑海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两句唱词和唱腔：“阳光在姑娘们的身上一照，姑娘们像鸟儿唱出了幸福的歌声，阳光在小伙子身上一照，小伙子像骏马在草原上奔腾”。当时的评弹氛围，青年演员的演出，都能吸引万把观众进场观看，现在是做梦也不敢想呀！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正式开学，我们都带了行李铺盖住进了评弹团，这时才知道，这批考生有一千多，招了三十名，二十二名女生，男生只有八个。有两名女生，一位同时考进了区越剧团，不来了。另一位因身体原因也退了学，故而来报到的是二十八名。学馆主任是评弹团副团长李庆福，教研组长是周云瑞，业务老师是刘天韵、薛筱卿、杨斌奎、朱介生、杨仁麟，班主任是杨泳麟，生活老师是吴剑秋，我们这班学员大的已二十岁，小的才十三岁，我当年虚岁十八，男生中算最大了。当时的评弹团与人民杂技团在一个大院里，评弹团只有一幢楼房，一下子多了二十八个学生，而且要住在那里，真够挤的。二十名女生，十张高低床，住在一楼。八名男生则挤在上面的阁楼上。但是，我们这批青少年都热爱评弹，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虽然第一次离开父母的卵翼，过上了集体生活，但大家都激情满怀，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

五、学馆第一课

由于当时上海户籍管得相当紧，尽管评弹是以苏州方言表演的艺术形式，上面也不允许评弹团到苏州地区招生。我们二十八个上海小囡都是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所以第一关就要我们置身于吴侬软语的环境中去学习苏州话。经过一星期的务虚准备，九月一日就全体奔赴苏州郊区—陆墓。

我们一行由班主任杨泳麟带队，业务老师杨仁麟，生活老师吴剑秋，还有青年队的两位师哥彭本乐、王宗芹同去。住在一个大仓库里，男的一头，女的另一头，都是地舖，女生舖位外面用帘子拉一拉，老师也同样待遇。中间一块空地就算教室。为了学苏州话，安排半天轻微劳动，让我们和当地农民接触，交谈。下午则上业务课，由杨仁麟老师教唱开篇《刀会》。期间，吴剑秋老师还专门为我们说了一回《玉蜻蜓·问卜》彭本乐和王宗芹说了一回《林冲·山神庙》。由于国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供应紧张，苏州条件比上海差，郊区农村则更差，而我们又都在青春发育期，胃口好，食欲大，定量不够，男生只能靠女生支援，再加上晚间蚊子施虐，吃不好，睡不好，日子一长，少数同学难免思想会波动，个别娇生惯养的甚至想开小差逃回上海。后来女生接而连三病倒，高烧不退，浑身抽搐，只能送到苏州医院医治，原来都患上了虐疾，忙得几位老师团团转。好不容易一月期满，回到了上海，开始了正规的教学。

第一堂课是刘天韵老师教唱老俞调《西湖十景》开篇：“一出门来二条桥，三人背纤四人摇，五小姐独坐中舱内，六个书生在岸上跑，七相公拍手哈哈笑，八个丫鬟在后梢，九连灯高挂船头上，十里西湖六条桥，一枝杨柳隔枝桃”。其实当时老俞调已经无人唱了，教研组安排我们学，无非让我们打下传统的基本功，也让我们知道弹词曲调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进步的。就拿俞调而言，后来由朱介生老师教《辩字开篇》，“庄周帐内读文章，窗外苍蒲映碧窗。风吹翠竹声清脆，经霜桑叶被霜伤......”最后周云瑞老师教的《黛玉离魂》，一首比一首好听，一首比一首难唱。可是我当时还不知是不会用嗓，还是没有小嗓，竟然用大嗓子唱，考试成绩会好吗？

六、师恩难忘

在延安路团部约半年，评弹团搬迁到西康路康定路的一幢洋房里，比原来宽敞了。整个三楼给学馆，东厢房女宿舍，西厢房男宿舍，中间是教室。老俞调结束，由薛筱卿老师教唱《赵盖山报名》。薛调的特点是爽朗明快，咬字清晰，铿锵有力。这段唱流传很广，喜欢评弹的差不多会唱会哼。但薛老师指出有几个字眼大家都唱撇了，“父亲当年痛苦深”的痛字，是上声，不能唱成平声，否则就是“通苦了”。“做牛做马做勿停”，前面两个“做”和后面一个“做”念法是不同的，后面的“做”也要唱上声，否则就是“租勿停”了。包括“做亲虽然事情大”的“事”字。中国的文字、语言是复杂的，而苏州话更是奥妙无穷。唱评弹，首先字要咬准，字正才能腔圆。这些教诲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够我受用一辈子。除了唱腔课，同时进行的还有周云瑞老师上的乐器课和咬字课。根据老师的指导，我们差不多每人用竹筷和弦线做成一张小弓，一有空就练指法，打轮子。除了教评弹曲谱，后来还教我们弹“旱天雷”、“梅花三弄”等民族乐曲，提高我们弹奏技艺。至于教我们苏州话，那更是让周老师费心费神，哪些是尖声，哪些是团声，什么词先尖后团，什么词先团后尖，还有两个团、两个尖，他举了很多例子，印成教材发给我们（这个教材我至今保留着）。有些发音我们发不准，他甚至在黑板上画了口腔、舌头，指出发音部位和口形，真是煞费心机。那年冬天，我们又到上海郊区虹桥乡下开门办学，借了农民几间房子，，我记得四位老师（刘天韵、杨斌奎、朱介生、周云瑞）和我们八个男生住在一间客堂里，四张高低床，下舖睡四位老师，上舖睡八个男同学，一大一小挤在一个舖位上，现在想来真是十分感动，四位老师除了周云瑞老师之外，都已年逾六旬，在这隆冬腊月，为了培养评弹接班人，住在这简陋的农民家里，毫无怨言，还时时放放噱头，开开玩笑。我记得很清楚，杨斌奎老师对睡在他上面的两个同学说“夜里不要尿床，否则尿滴下来我冰块（斌奎）要烊（杨）脱格哦！”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刘天韵老师在上课时还讲了他们一代发奋学艺的故事：艺人要练中气、练丹田、练口劲，将一只骨牌凳翻过来，在凳脚上绑一张牛皮纸，胸中吸足气，用丹田劲，将气“ 扑”吹出来，要击穿牛皮纸！还说冬天将手浸在冷水中，待其麻木、僵硬，然后弹琵琶将手弹热。练功就要这样刻苦。

一个学期结束，老师为我们组织了一场向家长的汇报演出，借了一只学校的礼堂，我报了一只周云瑞老师的代表作《王母祭江》。尽管课堂上没有教过，但我一直很喜欢周老师的唱，同学们也说我学得很像，我就斗胆报了这个节目。说实话，我当时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胆子又小，业务成绩一般，上台演唱，眼睛不敢看观众，一直望上。等到唱完下台，朱介生老师对我说，国梁，你唱时怎么眼睛一直望天，第一句“天上愁云飞不停”可以朝上看看，但是接下来要朝观众的呀。我实在胆小，心想朝观众看，我要吓得唱词忘记的呀！这是我首次上台演出的经历，永远不会忘记。

这些记忆片断，虽然琐碎，却如此清晰、深刻，记录了这些前辈老师如何呕心沥血为后人夯实基本功，为评弹事业培养接班人。在去年我们这批同学纪念学馆五十周年时，有同学谈起这些老师时竟会热泪盈眶，向这些前辈的在天之灵鞠躬致意，师恩难忘！

七、骤然起风波

除了唱腔、乐器、咬字，说表课也跟上来了。第一堂说表课是杨斌奎老师教的《描金凤·门斗报信》，“区区本姓尤，名字叫九州，当点小差使，学里做门斗......”一节一节进行，最后大概二十多分钟的片段，三个角色，钱笃笤、许买婆、尤九州。后来又教《父子会》，金度远和金继春，《四喜借银》，汪阿大和四喜。一方面让我们辩准苏州话，另一方面教我们掌握演各种角色的本领，包括说表技巧和噱头。朱介生老师则教《落金扇·庆云自叹》一个小姐、一个丫鬟，刘天韵老师教《大闹明伦堂》，薛筱卿老师教《写家信》。杨仁麟老师的手面堪称一绝，他先后选了两段《双珠球》中的赋赞；“云霞散彩，日月耀光，桐椿密密，松柏苍苍，伶仃怪石，古木幽篁......”，“朝天子盔分三叉，一封书铠甲光华，红袖袄千花万绣，锦战袍绣就团花......”一面念，一面做，动作确实优美。他后来还教我们《盗仙草》片段，表演老寿星和鹤、鹿二童。老师倾情的教，我们认真的学，好像一块海绵贪婪的吸水，补充自己的营养。所以，后来有人说我们这批人奶水吃得足，基础打得好，确实如此。艺术造诣如此深厚的一代名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拿手绝活传授给我们，这只有在新社会国家剧团里才做得到，我们这一代人是幸福的。除了课堂教育，我们还经常列队步行到各书场(剧场）去观摩老师们的演出，一睹他们台上的风采。印象最深的是1961年5月，人评团在西藏书场推出三大响挡同台献艺，严雪亭，张鉴庭、张维桢，蒋月泉、朱慧珍（苏似荫），一周一期，一共四期，有严雪亭的《姜拜》《戏祝》《杨淑英告状》《翻案》；张双挡的《试才》《迷功名》《盘夫》《搜曾》；蒋朱挡的《游湖》《上金山》《庵堂认母》和蒋苏的《骗上辕门》。

如此强大的阵容，可谓是空前绝后，故而轰动书坛，一票难求。而我们这群孩子每期必到，在书场两侧各放十四只加座。每当我们列队穿过熙熙攘攘等退票的听众进场时，他们无一不露出羡慕的眼光，而我们则一脸的得意与自豪。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书。陈云老首长在上海休养期间，知道评弹团办了学馆，培养一批孩子，提出要听一听。其实我们刚起步，根本嘸啥听头，这是老首长关心评弹下一代。在锦江小礼堂专门为老首长准备了一台节目，我有幸被选中了，说一段《四喜借银》，还有其他同学说什么我记不得了，演出第二天，李团长向我们传达了老首长的四个字“后生可畏”。这全是对我们的鼓励，可当时听了还挺高兴。

第一年很快过去，要进入第二学年了，突然领导上宣布，有七个同学将被甄别，要离开评弹团了，这好像晴天一个霹雳，原来进团也不保险，还是可能退出去的，淘汰率高达四分之一！走的同学自然伤心又无奈，而留下来的也倍感压力，不知第二年又要甄别谁！

八、难忘周云瑞老师

学艺是要天赋的，这个天赋包括嗓音、扮相、吸收力、表演力、乐感、灵气等等。天赋不足，再用功也无济于事。艺术院团的学生，一班中有几个人成才已是不错。剧团中，演主角的总是少数，大部分只能演配角，甚至跑龙套。而且当时上海人评团这块金字招牌放在那儿，自然要求更高。不过话要说回来，有的人开窍较晚，大器晚成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很难说被甄别的同学个个都没有培养前途。可能当时领导考虑不要让他们陪太子读书，耽误他们的时间，还是尽早让他们继续进校上学或另谋出路吧。

暑期中，我和几位家在人民－公园附近的同学约好，每天清晨都要到公园去吊嗓练功，这也是老师的要求，放假不能散功，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比较用功，因为喜欢，所以自觉。每天晨曦初露，就到公园绿荫深处“依...啊...”吊嗓。当时的评弹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除了我们几个同学，还有黄浦戏校评弹班的几位（即长征团队学员），甚至不少青少年评弹爱好者，一早都在人民－公园吊嗓、练唱，在那里结识了不少朋友，有后来成为沪上名票的王尧年（最终也下海成为专业演员了）、张长城、张敬业，包括现在成为纽约评弹国际票房会长的郑士英等。傍晚，金鸟西坠，凉风习习，在人行道上放几条长凳，准备好三弦、琵琶，一面乘凉，一面弹唱，不亦乐乎。

第二年开学了，走了二男五女七位老同学，补充了三位小男生：江肇焜、周介安、黄宁。三人同年，都是虚岁十四，聪明机灵，特别江肇焜，他表演的“哈格蒂”很讨人喜欢。

领导上宣布，新学期要贯彻重点培养，因材施教方针，尖子可以吃牛奶，待遇要拉大距离，将二十几个人分成五班，甲、乙1、乙2、丙、丁，甲是重点培养，丁是三个新同学，我分在乙1班，但是看得出，乙2班的六位同学，相对业务水平较差，是甄别的后备班。这一招真够残酷，把平等的人分成几等，造成大家心态失衡，不是人为的制造矛盾吗？

苏州成立了评弹学校，当时是两省一市共同筹备的，教研组组长还是周云瑞老师，所以，我们也住进了评校宿舍为了让上海学生更好学习苏州话，将我们这批同学拆开，两两三三插在苏州同学的宿舍里。当时的评校在学士街天官坊，第一届学生有金丽生、毕康年、顾之芬，顾之敏，陈学峰等。但是上课还是分开的。在评校时还专门请苏昆剧团的老师来辅导我们形体动作，包括圆场、云手，虚拟的开房门、梳妆等戏曲基本功我们都学过，大有收获。

一天，我早晨吊嗓子时，还唱了周云瑞老师的唱段，正好在周老师宿舍下面，他刚起床，正在漱洗。随即将我叫到他房中，说：国梁啊，你吊嗓子不要唱我的腔，我嗓子不好，调门低，你年纪轻，嗓音好，唱我的腔吊嗓子吊不出的，你应该唱蒋调，我来教你。于是他每天抽时间单独教我唱《莺莺操琴》，这使我十分感动，充分表现出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宽阔胸怀，完全从学生的发展来考虑问题，再联想到一年后我们的拜师时，所有教研组老师都带学生。唯有周老师未收。尽管有一档学《珍珠塔》的同学经常听周陈档的书，但是算薛筱卿老师的徒弟（薛老师年事已高，已不大演出长篇了），说明他一向为人低调，虚怀若谷。其实，在培养接班人的方面，周老师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由于周老师的引导，我今后就基本唱蒋调了，在和评校学生联欢时我就唱了刚由周老师教我的《莺莺操琴》。

九、拜师学长篇

一九六二年，评弹团又乔迁了，搬到了现在的所在地——南京西路860号。

第二学年结束，又走了四个同学，两位女同学调到凌霄评弹团，一位女同学进了江南评弹团。另一个进来一年的小同学黄宁仍回学校念书。他也争气，居然读到大学毕业，后做了工商银行一家支行的行长。第三学年，课堂教育结束了，将进入跟师学长篇的阶段。领导上的方针：一个栗子顶一个壳，先要继承老先生的长篇。叫所有同学填写两个志愿，供领导参考，再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最后名单出来了：江肇焜、周介安跟刘天韵学《三笑》；徐仲达、王燕跟薛筱卿学《珍珠塔》；秦锦蓉、崔秀华跟朱介生学《双珠凤》；胡国梁、江翠华跟杨斌奎学《大红袍》；沈桂英跟杨仁麟学《白蛇》；陈克文、沈世华跟蒋、朱档学《玉蜻蜓》；王正浩、吕永根（后改名吕咏鸣）跟张双挡学《十美图》；陶玉琴、褚津非跟杨双挡学《西厢记》；徐林涛跟严雪亭学《杨乃武》；石琦珍跟姚荫梅学《啼笑姻缘》；张梅玲跟徐雪月学《三笑》；黄鹤英跟唐耿良学《三国》。大部分同学对这安排无甚意见，也有少数同学对所学书目或拼挡对象并不满意。但当时的学生绝对服从领导，只能自己调整心态，克服困难。有一位同学徐林涛（徐云志的小孙子）非要跟苏江挡，和领导顶着，最后还是自己被迫退学，一走了之。

过去学长篇是很困难的，一无脚本，二无录音，更不用说录像了。老先生的本子都在肚子里，传给我的文字只有一本不全的唱词。全靠自己跟先生出码头一遍一遍认真的听。我们第一只码头是宁波，日场是陈红霞、薛惠君的《珍珠塔》，夜场是杨斌奎、杨德麟的《大红袍》，我和江翠华轮流唱开篇。当时的等级观念十分厉害，到宁波坐船，六个人三个舱位，杨斌奎先生一人是三等舱，其余三位老师是四等舱，两个学员是五等舱，统舖，所谓舖位就是一条席子。

第二只码头是杭州，杨振雄单挡《西厢》，杨斌奎、杨振言《大红袍》，两挡越做。这样，就有四个学生一起去，热闹了。

接下来，先生做上海红星，我和江翠华听完书后，一面步行一面对书，从四川北路一直步行到南京西路石门路评弹团。一到团里马上把默出来的书记在练习本上，每页留三分之一空白，以便今后补充。先生的书很活，每遍并不相同，有时会不是唱的地方加一段唱，上次未说过的内容又增加出来。先生说过，上下手就像打篮球，上手什么地方吧球抛过来，下手都要接得住，反之也一样，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了，要长期合作，书要烂熟于心，才能做到如此默契。那时的记书，可以说天天到半夜一两点钟才能休息。

六三年四月，先生和张振华、马小虹越做常熟唐市，当时评弹团上海演出，一周六天，周四休息，故出码头只做二十六天，27日老师就回去了。我和江翠华商量，留下来三天独做，先生当然十分赞赏，场方也非常欢迎，反正空场。可我是自讨苦吃，整整三夜未曾安眠，脑子涨的要裂开来。听众也真好，听过先生的书，又马上听我们说，每天有五六十听众，实在也是关心、支持下一代。待等三十日我们在木渎和先生回合，先生大吃一惊，因为我明显瘦了一壳。（长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