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弹演员竟有不愿进书场者,这不是咄咄怪事吗？从艺五十五年的弹词名家余红仙就对此曾有叙及,并为之感到忧虑。
不愿进书场,不消说,是要避免说书，因为说书要跑码头，太艰苦；余红仙有个学生，“说书说得挺好，后来嫁入豪门，再也不肯说书了。”这当然属于个别情形，比较多的是另有所求，甚或别寻他途。于是，热衷于得到片约去拍戏，乐意于被邀至宾馆酒楼去唱曲，凡此种种都比进书场献艺的收入高出很多。
宾馆酒楼邀宾，尽管不离弹词（评话大概不会进入闹哄哄的场所），但仅唱开篇、选曲而已，说表的魅力就无从谈起。宴席之间，宾客谈笑举觞，有多少人在聆听？说穿了，此时此际的弹唱，无非侑酒罢了。以前曾有一个交响乐队到宾馆去演奏，指挥者即席提出要求，音乐奏响各席必须停杯置箸，以示尊重，否则只能不奏。其意若曰艺术并非侑酒之具。弹词演唱之进入此种场合，能做到这一点吗？
评弹演员参加演戏，倘若偶一为之，未尝不可；假如以此为常事，纵然不是因此荒了本身之艺，也难免会妨碍自己的说书艺术的精研；各人的艺术生命有限，是专注于此还是分神于彼，似需慎思之。
评弹演员是在书场里说长篇成长起来的。评弹的说、噱、弹、唱，并且还带演（它的演，不同于“现身中说法”的戏曲，乃是“说法中现身”，所用的表演手段，行话叫做手面，点到为止，示意而已），此五者都要求“来事”（吴方言，“优为之”的意思），也许某一人的某项很突出，常为听众称道，那是掩盖了别的几项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比如徐丽仙是丽调创始人，最被提到的固然是唱，连及弹，但她的说表清晰细腻，噱头不放则已，一放不“发松”，听她的《罗汉钱》《玉蜻蜓·归亡》即有此印象。评弹演出被称作说书，说表是基础，又难能入于化境。评话只说不唱，说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又说又唱的弹词，说亦贯穿始终，离开了说，噱无所附丽，弹、唱也缺少了书情。
书坛响档都是从书场里走出来的，甚至可以认为无一不是经过书码头的历练而提高艺术的。跑码头说书广泛接近老听客，便于交流，因此就能多闻多识而大有进益。前辈艺人“背包囊，走官塘”，他们的辛苦为今人难以想象，他们的敬业精神、艺术追求值得景从。学艺不易，但愿评弹人才不再流失。（耳聆）
（摘自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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