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弹路上我和你

听评弹，于我而言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乐趣。记得我刚懂事还没上学的时候，全家人经常围坐在一起收听评弹节目，其乐融融，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家里唯一值钱的家电便是那台电唱机了，抽斗里装满了各种唱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被 “ 文革 ” 十年束缚了的评弹艺术再度开放，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可谓如饥似渴，如痴如醉。小小的我早早地就能从唱腔中分辨出这是蒋调还是丽调，随着大人对我的赞赏和表扬，我对它更加喜爱，更加痴迷了。

小学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做完作业，最大的奢求就是跟着父母进书场听书，那时的小孩子是没有那么多作业的。小学时的我用不着买票，和我的妈妈合坐在一个座位上，旁边的长者总是很客气地让出一点儿他们的位子，让我能坐的更舒服些。他们都夸奖我是乖孩子，竟然两个小时不吵不闹，哈，其实我听书都高兴得来不及，哪还有时间吵啊，闹啊 ……

童年，悠悠的童年就在这吴侬软语中悠闲地度过了。岁月如流水一般，我慢慢地长大了。随着各种各样外来文化的冲击，评弹慢慢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化甚至消失。 1989 年平湖的最后一家书场也在一声长叹后悄无声息地关上了那扇黑漆的大门，等它走进大家视线的时候已经是三年后的一个午后。书场改造后变成了一家录像厅和歌舞厅，在兴高采烈迎接它新生的队伍中已经没有了我这个小听众的身影，因为那里已经不再属于我了。

在没有书场的日子里，我把我的空闲时间交付给了收音机和录音机。多少个清晨和黄昏，多少个雨后的晌午，我陶醉在这中国最美的声音里，寻找着这一份无尽的幸福。去电台点播评弹节目是我最热衷的事情，当电台工作人员念着我写出的一封封来信的时候，那一刻我是最兴奋的，那一时我是最幸福的。

记得有一次电台播放蒋月泉和余红仙的《夺印夜访》，仿佛天籁之音，听得我如痴如醉，欲罢不能。真想听它十遍二十遍，但电台播放以后近期一般是不会再播了。于是我第一次有了把它录下来的冲动，我便缠着父母给我买一个录音机和一些空白带。虽然父母觉得要花费他们不少的工资，但是看我这么喜欢，便省吃俭用最终还是给我买了。从此以后我听到自己喜欢的评弹便把它录下来，这成了我听评弹不可缺少的环节。于是我的零花钱也全部贡献给了音像公司。

一段时间后收藏的东西慢慢多起来，我便很想和朋友们分享这份乐趣，可环顾四周，志同道合的同龄人少之又少，于是我又一次求助电台，希望可以结识更多的评弹知音。没想到，不久后，电台主持人周介安就把我的信息在电台播放，还把我介绍给了上海的老听客—— 蒋锡麟 先生。我的朋友圈一下子呈几何状扩大起来。

我开始了和蒋锡麟先生频繁交流的美好时光。我从他那里得知苏州将要成立评弹收藏鉴赏学会的大事，我非常想加入这个学会。蒋锡麟先生便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了学会的会长任康龄先生和秘书长殷德泉先生。承蒙蒋锡麟先生的介绍，1994 年我荣幸地成为了苏州评弹鉴赏学会的一员。我终于结束了多年孤军作战的游击队生活。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我高兴，我骄傲。

在 94 年的学会年会上，我认识了很多年轻的评弹爱好者崔勇、邱洁、徐向红、商奇等等，更结识了好多年长的评弹知音。他们的各种藏品让我大开眼界。收藏的签字、磁带、照片，很多都是我没看见过，没听到过的。真想大饱眼福，更想和他们一样收藏到梦寐以求的好东西。学会的几位长辈看穿了我的心思，便答应帮我翻录他们的藏品。其中，学会会长 任康龄 先生多次帮我翻录录音带和录像带，苏州的另外一位同好郑永泉老先生更是把它收藏的录音带的目录借给我看，让我看中什么就帮我翻录什么，正因为有了这些朋友的无私帮助，我的评弹藏品也日渐壮大，丰富起来，精品也多了起来。在此，衷心地说声“谢谢”，虽然郑永泉老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我相信在天堂里有评弹的陪伴他也不会寂寞的。

转眼之间，学会成立二十周年了，好多事情就像在眼前，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学会秘书长 殷德泉 先生运用它的广大人脉在一次次的年会活动中邀请了很多江浙沪评弹名家大腕，好多都是电台里听到的电视里看到的名演员，如薛小飞、华士亭、王鹰等等，我得以和他们零距离地接触，并和他们一一合影，于我来说，开心之至。

在爱好评弹的这条路上，我庆幸自己找到组织，找到了家。评弹路上有你，我们的学会——的陪伴，我很幸福！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好多要说的话都没表达出来，反正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祝福我们的评弹艺术永远繁花似锦，祝愿我们的学会常办常新，一年更比一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