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声谈：人性、地性、书性、时性

张鸿声谈：人性、地性、书性、时性

　　　　　　　——摘自《艺海聚珍》
　　任何艺术只有不断革新，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发展，才能有生命力。在革新过程中还应注意“四性”，这是我五十多年来摸索的一些肤浅体会。所谓“四性”，就是人性、地性、书性、时性。人性就是指听众的心理和要求；地性是指各地区听众的不同要求；书性是对自己所说的书的理解；时性就是时间性，也就是时代感。掌握好这“四性”，革新就有针对性。

记得我第一次正式进上海演出，经朋友介绍到城隍庙得意楼怡情处。那时上海书场大都集中在城隍庙一带。正好说《英烈》的三位老前辈叶声扬、许继祥、蒋一飞（我的先生）都在城隍庙三爿书场说书，好像三尊炮口对着我，而且都是八月半同一天同一时间开书。开始我很胆寒，怎么办？倘使这次站不住脚，以后就不知何年何月再能进上海。当时一个艺人要想在评弹界立得住，先要看你进不进得了上海。后来我冷静地分析了处境，想到七、八年前在上海一些小书场说过，甚至在大世界内的哈哈厅书场也说过。对当时上海一些书场观众的要求有所了解，如城隍庙的听众，注意说表、起角色，不大注意放噱头。首先我想，我这块新牌子一定要有新意，于是根据城隍庙听众的要求，把自己要说的书重新加了工。如说表上要做到“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口齿要清，不能轻飘，更不能油滑，噱头注重肉里噱，要让角色与书情相结合。起角色，要抓好《英烈》中的主要人物胡大海。其次，这三位老前辈都是七、八年未离开过上海的，我的先生蒋一飞虽说表清楚，角色起足，但他染上了嗜好，体力不济，因此书路慢。叶声扬老先生呢，一部《英烈》说得虽滚瓜烂熟，但噱头粗俗，听众难以接受，而且说了半年，书说光了，往往到最后一天，他就放一个噱头。说朱元璋在宫中无事可做，就叫华云龙将他们从“反武场”起如何打天下的事说说。到第二天开书，他又从反武场开始从头说起，。这样反复倒转来说，听众也听熟了。许继祥呢，自倒嗓后，以阴噱吸引听众，再加上和他拼档的又合不上拍，因此除了星期日听众多些，平日就少一半。再加上他们又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了。而我呢，才二十七岁，正是年壮精力足，又是第一次来到城隍庙演出，这是我有利的一面。这样一分析利与弊，信心足了。到了开书那天，家家书场客满，唯有我的场子内只有四五十个听众。我说的《英烈》是开明灭元，一看听众如此少，我想，自己也要“阿元戴帽子”像元朝一样“完哉”。第二天听众四十二人。第三天听众只有四十人了。那时做头场，第二场是老前辈魏钰卿。到第四天星期六，魏老夫子脱场，我做的场子还没有完，听他的书的人已经陆陆续续来了，都站在场子外。我在台上看见，就对他们说：“我也知道有几个老辈艺术比我高，但我到底也说了十年书，俗话说来者不善，今天我到这里多少也总有点东西，请大家进来听听。”经我一说，不少观众进来了。我就在最后十分钟书路一转，很巧妙地一跳，让常遇春马跳围墙，一声马叫落回。这声马叫，叫得比当时马叫得好的黄兆麟还要好。后来，再也没叫过这样好了，因此当时为了争气啊！这一来，观众说我精力充沛，书路快，角色起足。听众当时对三位老前辈书路慢，也听腻了，我的说法给观众一个新鲜感，好像吃小菜，时鲜货好吃。从此我也引起了听众注意，场子里的听客也从最初的四十人，到后来每场几百人，最后独家客满。也是自这次在城隍庙打响后，使我意识到要在艺术上“立新”，就非得了解听众的心理合要求不可，也就是要懂得人性，不然你的“新”就得不到观众承认。

人性又是和地性分不开的。各个地区的听众要求都是不同的，不了解听众就吃力不讨好。比方说，从前无锡与常熟的听众要求就不同，常熟因有田地的人家多，读书相公多，他们来听书，书价不论，只要你说得对他的胃口，但说书的时间不宜过长。有一次，我在常熟仪凤书场演出，说到小落回，有些听众穿上长衫就跑了。我心里一震，想一定是我说得不对劲，不受欢迎。不料，第二天他们又都来了。无锡呢，听众以工商家居多，讲究实惠，书价要卖得低，而书要说得长，噱头要少放为妙。我第一次在无锡演出，落回时，我说“诸位明天请早。”当场有个听客就叫一声：“那伲明朝早上就来好了。”还说城里说小书的钱幼卿（夏荷生先生）说一点四十分，价钱和我一样，而我说大书才一点半钟头，赛过来抢铜钿格。听他这样说，开始不懂，后来了解了，就将我的说法改了，终于做满了四个月。在苏州，城里吴苑的听众和娄门、封门、阊门、胥门四门的听众也不一样。在上海，书场很多，但也因地区不同而听众各异。如大世界内的书场，人像走马灯来来往往，坐下来听书的人少，要吸引听众你不单要喉咙响，还要卖噱头。而在西区的一些书场，如沧州等，女听客多，寓公多，跑交易所经商的多，要求你说法清脱，噱头要多。要是你不了解情况，不识时务，用足力道，反而不受欢迎。记得有次我在沧州书场演出，台上“横冷冷”起了一个爆头，有几个女听众当场就讲：“喔唷，拨倷吓煞哉.”评弹，以前叫说书，就是吃开口饭要经常到外地码头上演出，了解各地区听众的要求，你才能达到演出效果。否则，听众不上门，生意就会“漂光”的。

说书的还要对你自己这部书性要有了解。是什么样的书性就怎样说，来不得半点乱。以前有个前辈艺人叶声翔，他说《金台传》的，这是部短打书，要卖狠劲的，而他经常在书中衬《列国》比喻，说表之乎者也，这与《金台传》说法格格不入，结果老老先生徒有学问，业务平平，就是不了解书性之故。再如《啼笑因缘》也是以说、表、演为主的书，以前沈薛档（沈俭安、薛筱卿）是说唱功重的《珍珠塔》著名的，有人给他们编写了《啼笑因缘》也是以唱功重为主，结果沈薛档《啼笑因缘》就没有唱出名。而朱赵档（朱耀祥、赵稼秋）因说过《描金凤》、《双珠凤》，他们说《啼笑因缘》时又借鉴了文明戏的表演方法，于是成功了。后来姚荫梅说《啼笑因缘》，虽是单档，但字句清楚，说法灵活，表演力强，特别是他熟悉《啼笑因缘》所反映的生活，尽管唱不怎么样，但他也出名了。这就是掌握了书性才能成功的例子。像我说的《英烈》，书长，角色众多，这就要了解到哪一节是紧要的，哪一个角色为主，都要掌握主才能说好。要说好不单要将老师的一套学到手，还要学习其他老前辈和道众的艺术，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我在说表上就吸收了黄兆麟的气派，周亦亮的眼神，朱少卿的落回抓关子；在起角色上，吸收了尤少台的起角色，杨莲青运用京班式起角色，特别是吴均安老师《隋唐》中的程咬金，对我起胡大海有很大帮助。《英烈》中角色不少，不可能每个角色都能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就要抓主众多角色中的胆，现在讲就是主要人物。我认为胡大海就是胆。我在胡大海身上花了很大功夫，除了借鉴吴均安的程咬金外，还有戏曲、小说、电影里各种憨大特点，及生活中类似胡大海的憨大，也是我观察的对象。这样慢慢积累，就形成了我现在所说的胡大海了。所以说了解书性是很重要的，只有了解了书性，你才能说好这部书，才能革新和发展你这部书。近年来，书坛上出现了些怪异现象，三天说完一部《水浒》，五天说完一部《杨乃武》，只要说完一部关子，其它就不管了。有人说书专捡关子说，不愿说软档，如此说法，你的关子也大高而不妙。因为关子书前面的软档书是为了托你后面的关子的，你前面都说不好，关子又如何说得好？如此说书不是糟蹋自己，破坏评弹艺术吗？

时性，就是时间性、时代感的意思。如解放前的一些说表、噱头，现在观众会不理解、不易接受。我们说书是口头文学，它的语言一定要通俗，又要合乎潮流，听众才能听得懂。在这方面前辈艺人就在语言时代性上做了不少改革。如说《英烈》的叶声扬老先生就是第一个将当时评话说白中的中州韵改为苏州话，将文字深奥的赋赞改成用通俗的文字表达。这一改，使一部《英烈》成为雅俗共赏的书目，受到听众的会议。解放后，通过学习，我将《英烈》中存在的封建性糟粕、黄色庸俗的噱头加以剔除，对有损角色的情节也加以删节，这也是为了符合时代要求。语言如此，噱头也如此，“噱乃书中之宝”，放噱头要注意时性。解放前的噱头原封不动地拿到解放后放，听众不了解解放前的一些背景，听了也没反应。就是解放初期放过的噱头摆到当前放也不行，因为时过境迁，作用就不大了。如我们演出的中篇《江南春潮》里，有个贪小便宜的轮机长，我党地下工作者为了搞到通行证，知道他喜欢弄无线电，投其所好，用RCA灯泡去引诱他。这里就放了个噱头，效果很好。因为这是说的解放前夕的书，那时美国货流行，RCA灯泡是美国热门货。这部中篇演出是五十年代，听众对解放前夕的情况还记忆犹新，所以一放RCA灯泡的噱头，台下反应强烈。如果放一个现在贪小利的噱头，就要设计他喜欢弄电视机，用大家熟悉的电视机零件放个噱头。因为时代不同了，可是有些人就不动脑筋，到处偷噱头，偷来就放，不管三七二十一，这就行不通。别人说我专放噱头，会放噱头，一天一点三刻的书，这要连说四个月，我哪有这么多噱头放，再说尽放噱头不说书，观众也通不过。放噱头好比抄小菜放点味精，小菜味道好吃，如果放得多了，反而不好吃。说起来我也是喜欢放噱头的，但比较注意时性，放过了的噱头，时性不对，就不重复放了。例如，去年我在苏州会书时，把几部电影片名串起来放了一个针对当时评奖金的噱头，今年照放的话就不合要求了，因为评奖金的情况变了。

以上我谈的是自己以前革新过程摸索的一些体会。如今评弹革新也不能脱离这“四性”，现在老听众越来越少，年青的又对评弹不感兴趣，评弹面临着一个培养和争取新听众的问题。怎样才能争取到新听众呢？这就要我们在选材上考虑，当前听众关心的是什么？要听的是什么？这样编写出来的新书目才能引起新听众的兴趣，自然而然就要听，这就是人性问题。再说地性吧，上海经过“十年浩劫”，书场少了，大的书场只有三爿，三大书场众“西藏”地段最好，闹中取静，可惜夏天无冷气，其次是“大华”，因夏天有冷气，听客较多。而“静园”因为沪西来的老听客多，东北角小书场多，南面来的又嫌路远，只有真正名牌、艺术性高的演出卖座才好。中型书场“红星”、“西园”、“雅庐”，“雅庐”就吃亏。市口不好。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绸布店在南京路、大世界、八仙桥生意就比较做得大，也有这个道理。另外，日场多半是退休老年人，他们听书包括在日常开销中的，因此书价不能太贵，书要说传统长篇。夜场应以中篇为主。其他书性、时性又都是和人性、地性紧密结合起来的。

总而言之，评弹的革新要与时代前进合拍，现在形势逼人，我们不能老捧着两部老书不放，否则真要完了。只有坚持不断大胆革新，评弹一定能争取到大批新听众，特别是年青听众。当然，革新千万不能离题太远，自作聪明，否则即便更新了，也得不到听众的承认，更不要说新听众了。
　
　　 （1980年苏州评弹研究会年会上的发言，苏州评弹研究室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