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失学。我很羡慕学生背着书包在校园内出入，我纵然无法求学，无钱买书，但我一有时间就挤身于图书室内贪婪地阅读书本。当时还是灾难深重抗战之初。我总觉得自己所说的书，与国难临头危急关头不合拍，对评弹艺术的途径亦在探索。读书不但能丰富知识，提高情操，尤其是读历史书、唐诗等，能增长爱祖国、爱家乡的思想。久而久之就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有目的、有选择“攻其一点”地读唐代的史书，把所读的书本知识，编写有爱国思想的《长生殿》。这样可以把评弹的传统艺术和古典文学以及历史知识结合起来，可以突破评弹书目“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雷同性的旧框框。我把唐代的正史和野史尽量融化在书中，这样可以不受洪昇原著的约束，写出盛唐时代的由盛转衰的历史经验教训。这样不但爱好评弹的老听众感兴趣，就是对有求知欲的中青年听众来说，也是容易接受的。
只有读好书才能说好书，当时我到桥、庙、村、浜的小码头演出，刚落回下台，老听众就在状元台（旧式书场书台前的主台）围着我，很诚恳、很热情，提出哪些对，哪些不对，哪些正确，哪些不正确。这些都是建设性的宝贵意见。我当时想，为什么过去说书，没有这么多意见。现在编写了《长生殿》，自己认为向前跨了一步，反而意见如此之多？其实正因为自己说唱的古典文学历史书，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书中故事的情节安排，都是有书可查，有史可证。说得不对，有识之士的听客，越是对历史书感兴趣，听到不足之处，越是要向我提出意见。我认识到这是群众的知识，更丰富我自学的书本知识，提高我的文学水平。
读书不是消闲，读书要为我所用。我把读的书都结合到自己所说的书中去，而且立竿见影地及时听到反映，及时吸收意见，随时修正纠偏。
我就是在读书，说书，再读书，再说书，这样反复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提高自己。因此深深地感觉到读书的重要性。（章绍曾 摘自1986年8月19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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