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影艺人路联达

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前一个月，路联达先生的老伴去世了。电影节期间的皮影展，他仍亲自到现场装台、表演，他坦承，在台下时心里还装着别的事，一上台就不许自己再想和演出无关的事，这是职业习惯。

那方一尺白布台后，是路联达人生大舞台的缩写：生、旦、净、末、丑，它有；笙、笛、弦、锣、唱腔，也一应俱全。他沉浸在皮影的斑斓世界里六十多年，放弃了当选工会副主席和车间副主任的机会，皆因无法抗拒皮影的诱惑力，“一口道尽千古事，双手飞舞百万兵”，他在皮影舞台上自演自唱，享受着“一个人的世界”。

大家叫我“影膏药”

我1938年出生在河北迁西县，皮影戏在那里很流行，我八九岁时就热衷看。不管演哪出戏，只要我知道了，十里八里也要去，大家给我起外号，叫“影膏药”，恨不得像块膏药贴在皮影幕上，每次都等艺人们卸完道具才走。我们那地方闹狼，一个人夜里不敢去，起码要有两三个人以上，为此，我常常要央告表兄表弟和我一起。

母亲是小学教师，觉得唱皮影的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篮，极力阻止我玩，不听话回来就笤帚疙瘩见。为了看表演，没少撒谎，捡粪、揪野菜……甚至说去上厕所，就从后院溜了。我母亲临终前两天还说，怎么打也没打过来。

喜欢皮影也是受父亲影响，小时候，他喜欢唱，还常常剪纸人逗我和表兄玩，听母亲说，他有一个皮影箱子，里面有很多皮影人。

第一个皮影是老鼠皮做的

各地艺人就地取材，河北用驴皮做皮影，南方多用水牛皮，陕西用黄牛皮，这与当地气候有很大关系。不同材质形成了不同风格，南方水牛皮较厚，雕刻出来粗糙大气，北京皮影则以雕工精细，色彩鲜艳见长。

有一年春节，我逮着一只一尺多长的大肥耗子，把皮剥了，刮净毛晾干，学着大人的样子刻小丑，把炕沿、板凳都刻坏了，挨打是少不了的。这是我做的第一件皮影，插上高粱秆，剪好蜡烛，自己就耍起来。

我所在的冀东地区，以山地为主，人口多、耕地少，整年吃不饱饭，车轱辘菜、麻绳菜、猪毛菜、杨树叶、柳树叶……各种野菜树叶我都吃过。土改时，贫农雇农到广场上分东西，人家都拿衣服、粮食、桌椅板凳这些有用的东西，我看见四五个纸做的影人，马上拿回家，如获至宝。母亲看见后，又是一顿数落：不能吃不能用的，拿它干什么？那时候就像着魔一样。

皮影让“差生”受重视

我12岁去包头帮伯父干活，近三年没上学，15岁时母亲坚持把我接到北京，入邱家胡同小学读四年级，在班上是大龄学生，就这样还是跟不上进度。学校文艺辅导员是承德人，知道我爱皮影戏，就让我找几个同学，带头组个业余皮影团。那时，我们常在北海的“少年之家”表演，接待的都是“三好学生”或国外儿童交流团。

刚开始时，校长不太希望我们搞，怕影响学习。后来区团委、市团委都知道这个小学有学生业余皮影团，常常组织人来参观。校长觉得这是给他长脸的事，主动拿出一些经费给我们买皮子。

有一次，我们和捷克斯洛伐克木偶剧团联欢，他们大人演儿童木偶戏，我们小学生表演皮影戏，他们觉得特新鲜。之后，市团委提出要求，让我们把演出道具送给捷克斯洛伐克木偶剧团。这可麻烦了，我好不容易用上好的皮子做了几个，还求老德顺班的老师帮忙，舍不得。因为这事，哭了好几回。

我是路家德顺班的传人

北京的皮影戏班分成东城和西城两个派别，东城派多讲述神怪故事，西城派皮影中的主人公多是历史中的英雄人物，路家德顺班正是西城派的代表。小学六年级时，我结识了德顺班第五代传人路景达。从名字上看，我们像哥俩；从年龄上看，我们像爷俩。我去拜访了他三四次，他就说“这是缘分啊，干脆我收你为徒吧。”路家德顺班有260年历史，我是第一个同姓不同宗的传承人。

“文革”开始后，皮影被当成“四旧”遭到破坏，剧团响应“不在城市吃闲饭”的号召，路景达带着他们一家十口人，去了昌平农村，我被分配到首钢。

这就是皮影：

皮影戏从有文字记载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老北京人叫它“驴皮影”，元代时，皮影戏传到国外，外国戏迷称它“中国影灯”。制作时，先将皮子泡制、刮薄、磨平，再将人物图谱画在上面，造型与戏剧人物一样，生、旦、净、丑角色齐全，一般的皮影人，除头部和手，共八块，我们俗称“大八块”，用线连缀而成，以便表演时活动自如。一个皮影人，要用五根竹棍操纵，要求手上功夫灵巧，嘴上说、念、打、唱，脚下还要制动锣鼓。演皮影的屏幕，是用一平方米大小的白纱布做成，经过鱼油打磨后，变得很透亮。皮影道具小，演出方便，在皮影戏盛行的地区，人们称它“一担挑”艺术。

东北、河北一带的皮影是北京传过去的，明代时，有个叫李素志的河北秀才进京赶考，屡考不第，在街上闲逛时，看见茶馆里表演皮影戏，唱词很有文学性，他本身也有些画画造诣，学了一段时间，把皮影戏带回家乡，根据当地口音有所改编，之后又去东北表演。

为了皮影放弃升职

在工厂里，我在拔丝、翻砂等好几个车间待过，但一直没放下皮影，我加入了工人业余宣传队，常有车间、工厂之间的文艺交流演出。

1972年，上海出版了小人书《三打白骨精》，这让我动了排皮影戏的心思。这个题材在那时还有些敏感，但我想冒一回险。

我把师傅从农村接到厂里帮我们设计、制作，不久我们厂文艺队上演了皮影戏《三打白骨精》，反响特别热烈，去兄弟厂演出时，门被挤掉了，窗户上坐的都是人。

1979年，国家落实文艺政策，能恢复的剧团一律恢复起来了，原来的皮影艺人又聚集到一起，再次更名为北京皮影剧团。那时心情有些矛盾，毕竟快40岁的人了，工厂待遇不错，妻子和厂领导都不愿意我回去，如果留下来，不久就能提车间副主任和工会副主席。但最终，我离开干了13年的工厂，选择了皮影剧团。这是从小的喜好，对我的诱惑力太大了。我在皮影剧团一直干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