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台上下

那次看蒲剧现代戏《红灯记》时，曾和郝方及原加生等人聊了许多，并到后台转悠了半天，问候团长和演员们，看戏的时候，又坐在台下的乐队身后，了解到了不少平时看戏没注意过的事。

蒲剧演出，乐队现在都在台下。我正坐鼓师的身后，可以观看其操作。这位鼓师工作很卖力，他仍然循老例，担任着乐队指挥工作，指挥棒就是手里那根鼓箭子。他除了打鼓打板之外，有时还要敲一种铜器，我不知道那该叫镲还是铍，只有一个，用绳穿着挂在铁架子上。由于他太用力，到后半场时，绳子忽然断了，旁边一个打锣的小伙子便负责帮忙，当需要敲那铜器时，小伙子就用手把绳头抓起来悬起，鼓师敲完他再放下，专心打自己的小锣，这种合作是默契的。我要不是得专心看戏，一定帮他这个忙。

后来原加生局长对我说，剧团每年乐器的消耗也是很厉害。鼓师的鼓箭子过几天就得换几根，琴弦也要经常买新的。看样子这个文化局长很心疼东西，可又不能让人家敲轻一点。戏到了高潮，演员狠劲地唱，乐队狠劲地伴奏，不使劲是不行的。

蒲剧的行头（戏装）有个专用名，叫"箱"或者"戏箱"，意思是装在箱子里的东西。这些戏装不能洗，一洗就坏了。前任团长韩有恩是名须生，善演《八义图》，他演戏有个特点，就是"恨戏"，太卖力气，一场戏演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新戏装经他穿上几次就成了毡片了。所以剧团有时舍不得让韩有恩演戏，他现在也不当团长，调到别的文化单位当领导去了。

《红灯记》中"粥棚脱险"一场中有几个群众，后来原加生局长问我注意那个卖粥的大嫂没有，我当然说没有。他说这个妇女，本来是某村的农民，因为太爱戏了，非要跟着剧团不可，一分钱工资不要。后来就收下了，在后台管服装，偶尔扮个小角色。原局长说人家不要钱，咱们还能真不给人家出工资啊，后来就按临时工对待，出了较低的工资。还有给剧团做饭的大师傅，也是一位农民，非要跟着剧团不可，也不要钱，只要管饭就行，后来当然也出了一点工资。这都是原局长自己干的光彩事，所以他讲给我听。剧团养不起太多的人，为了节约人，大部分演职员都是夫妻两个在团，原局长一一讲给我听，谁和谁是一对等等，我发现演员和乐队之间结亲的比较普遍，演员之间、乐队之间，是夫妻的很少。当然，有了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有了种种矛盾，闹了事，一走就是一对，领导见这个很害怕。而乐队和演员，谁爱伺候谁，谁不爱伺候谁的事情也比较普遍。团长有时平衡不了，就得局长出面批评教育。

原局长干的最光彩的事，是去年冬天的一次送大衣。剧团在农村演出，天寒地冻的，演员很可怜。原加生去村里看望剧团，没吭气，回来就去商店找军大衣，一问价钱太贵，一人买一件得几千块钱，砍价砍不下来，他一气之下带了两辆车赶到侯马的批发市场去找，结果便宜得多，买了大衣直奔剧团，一人发一件，大家的高兴劲和他的得意劲就别提了。

戏演完了到后台向演员道辛苦，团长马建艺客气地让我们提意见。我说柏山游击队为什么都穿着正规八路军的服装，而和鬼子开打时手里又拿着红缨枪？为什么鸠山手里拿的是一柄中国式的单刀？团长嘿嘿嘿地笑道："我们的道具马上就买回来了，到时候这些问题就没有了。"看来也是不容易。

这次排演《红灯记》，原加生向市里要了几万块钱的经费，算是对付下来了。演出以后，票卖的不少，不但能够收回成本，还会有不少盈余。原局长给我算过这笔账，他计划把多余的钱用于以后排演新戏和添置家当。

剧团一般喜欢在城镇和较富裕的农村演出，一场戏可以收一千元左右，经济水平一般的农村，一场戏下来只能收七八百元甚至更少。这些地方都不卖票，属于包场性质，只要演了就有钱。而在城里，演出效益不但要受票房的影响，还有"关系票"的问题。一般在机关工作的人，都没有花钱买票的习惯，千方百计也要托关系白要票（我就属于这种家伙，本来也想买票，怕人笑我傻。）。这种票，不给还不行，给少了也不行。我想剧团对此是很头疼的。现在的戏票，好一点的二三十，一般的也得十几块，票价太低了剧团和剧院不划算，太高了老百姓也看不起，麻烦！

散戏以后，演员有一顿夜宵。我看见大锅里是酸汤面，演员像饿坏了似地争着给自己碗里舀，有几位还跟我们客气，非要劝我们吃一碗，好像酸汤面是了不起的好东西。这也让人很感慨，我因为喜欢看戏，以前总以为演员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还不知吃什么好东西呢。现在看来，唱戏这一行，真是辛苦，不容易！

（明心斋 2000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