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与《山楂树之恋》

2005年，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的长篇小说《秦腔》出版。在该书的后记中，贾平凹先生写道：“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当我雄心勃勃在2003年的春天动笔之前，我祭奠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也为棣花街上未亡的人把一杯酒洒在地上，从此我书房当庭摆放的那一个巨大的汉罐里，日日燃香，香烟袅袅，如一根线端端冲上屋顶。”根据贾平凹的这番夫子自道我们可以看出，《秦腔》的写作，显然是贾平凹创作生涯中一部举足轻重的大作品。那么这部“大作品”究竟写得怎样呢？如果我们将其称之为“天书”的话，恐怕打死，贾平凹先生也是不会同意的。但其令人难以卒读的程度，可以说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对此，评论家雷达说：“由于书中人与人关系复杂，使得我常将人物所为张冠李戴，通常要将前后文反复对照才知所以。此外，大面积的乡村鸡零狗碎的琐事，让人读来感到厌烦。”同样，评论家李敬泽、王干、谢有顺等也认为，文中使用的大量陕西地方方言，为他们阅读小说设置了障碍。李敬泽说，他为读《秦腔》竟一度发火，不得已只好请一位陕西朋友用陕西方言为其朗诵，这才深得其意蕴，而谢有顺称其读了9次才将小说读完。（《京华时报》2005年5月16日）试想，如果不是贾平凹，而是一个无名作家，如果不是为了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如果不是先入为主地认为贾平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的作品就是值得关注的大作品，雷达先生和李敬泽、谢有顺们还会有如此这样的耐心，不厌其烦地来读《秦腔》吗？尽管如此，这部晦涩难读，鸡毛蒜皮，犹如一锅大杂烩似的作品却丝毫也没有减弱评论家们奉献鲜花和掌声的热情。在贾平凹的御用传记作家孙见喜的《贾平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中，我们看到了中外文坛一场罕见的吹牛竞赛——
　　
　我觉得，过去有人说贾平凹是大师，但那时我觉得贾平凹还没有大师气象，还谈不上是大师，但是这个作品出来后，我觉得贾平凹真是大师。
　　
　贾平凹有爱心、有忧患意识。他的作品既延续了鲁迅对故乡的忧虑，也继承了沈从文对故乡的美好向往。这部作品我觉得在结构方面是精心营构的。表面上看好像是乡村的“清明上河图”，是散点透视的。但小说的题目和内容特别吻合。
　　
　一看《秦腔》这个题目我就知道是一个大作品。
　　
　贾平凹是排除观念性的介入来写作品的，无论是从政治学还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的这些角度来讲，都会有大的收获。你读这部作品、确实就是在读生活本身了。
　　
　　尽管如此，孙见喜先生似乎还嫌这些天花乱坠的吹捧不够肉麻和登峰造极，于是借他人之口说：“主要是领导认为，贾平凹写了一部书要替中央解决三农问题，听说这部书叫《秦腔》。”众所周知，“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国家富强的重大问题。有谁听说过，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解决如此重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时，是依靠一个作家凭空虚构，胡编滥造的小说来解决的？这种比天方夜谭还要天方夜谭的神话，无疑成为了当下中国文坛浮夸风的一个最为典型的标本。
　　
　　我不知道，除了那些抬轿子，吹喇叭的文学批评家，像《秦腔》这样虚假地描绘当下中国农民生活的小说，究竟有多少人真正读过，并且确认它是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品？尽管《秦腔》在广大读者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片质疑声中已经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中国当代一些作家所写的小说，虽然从它出版之后就很少有人问津过，但这些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早已死亡的小说，却像百足之虫一样，始终活在众多的文学评论家和那些学院派的大学教授们的心中。这样的一些作品，只有在那些需要评职称，写论文的大学教授的所谓的学术论文中才不时会被提起。是的，与《秦腔》相比，《山楂树之恋》确实算不上是什么正宗的“纯文学”作品，但它描绘的那个在荒唐的年代里，一段纯真而又凄美干净的爱情，却久久打动着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心。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是多少年后《秦腔》被写进了大学的文学教科书中，但它最多只能为那些可怜的中文系学生们提供一具文学的僵尸和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干枯的标本，而《山楂树之恋》中老三和静秋这两个名字，尽管进入不了大学教科书，但却始终活在广大读者的心中，并且不断地口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