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艺三十年——广雪琴回忆录

学艺三十年——广雪琴回忆录

一、辛酸的童年

我祖籍河南省郑平县，二百年前，先祖逃荒讨饭来到人迹罕至的陕西省蒲城县保南乡山前洼安家落户。我生于一九四四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在我出生后的第三个月，父亲广得禄被***政府拉了壮丁，至今杳无音讯。当时我母亲二十八岁，姐姐九岁，哥哥六岁，从此以后，母亲一个人挑起了养育我们全家的重担。艰苦、坎坷、辛酸、凄凉可想而知。第二年，母亲在倍受苦难、无依无靠、盼夫返回无望的窘境下，只好带领我们三个儿女，投奔到相距一里路的舅父家生活。舅父家的先祖也是二百年前从河南郑平县逃难来的。母亲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继承发扬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在舅父家的多方照顾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种庄稼、理家务，一人承担了丈夫和妻子的两付重担。解放后，我家分了八亩地，她劳动更勤奋了。半个多世纪来，母亲含辛茹苦、倍受艰难，为儿女们操尽了心，在一般妇女难以忍受的风雨飘摇世界里熬过了他的大半生。

童年的很多辛酸往事，现在回想起来，任然历历在目。尽管祖母一家对我们很照顾，对我很爱，但并不能减轻多少母亲的沉重负担，所以我个平时也随母亲干农活。摘棉花、挖红薯、拾牛粪、割麦子等农活我都干过。为了当时在西北大学上学的哥哥和我的学杂费及日常费用，我增和母亲上山打酸枣，然后加工成酸枣核仁卖，我曾和母亲在阴沟、墙缝、山上的石头隙间捉蝎子卖，割蒿草常呈灰卖，挖一种红土当染料卖。因此我曾几度中途辍学，所以我十六岁才完小毕业。

最使我难忘的是在蒲城县东槐院完小上学时背馍的情景：家在县城的学生可以回家吃饭，在乡村但家境富裕的学生也能上学生灶吃饭。唯有我们这些家境贫寒离县城又远的学生无钱上灶，只能每星期往返六十里路背一次馍，拿些淹萝卜白菜等，算是一个星期的饭，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农村吃大食堂时，全村人都在一个食堂吃饭，蒸馍多半都是玉米面和麸皮混合粉。冬天，北到学校的馍还可以存放四五天左右，天热时，二天以后馍就开始发霉。实际上每星期半数以上的饭，吃的都是发霉的干馍。母亲想到我年纪小，既怕往返六十里路累坏了我的身体，又怕路上遇到意外事故。有时在星期六上午就把馍给我送来。每次来送馍都是鸡叫二遍就起床赶路，天不亮就送到，然后又要赶回去参加劳动挣工分。

有一次，母亲来送馍时，在县城东门口，因天黑行路视线模糊，迂马车翻车而脚被压伤，半年不能劳动。又有一次，在我上学的第二年冬季，鹅毛大雪连下了三天，星期六上午，已经一尺多深的雪任在漫天而下，我正愁不能回家背馍时，母亲冒着大雪给我送来了！看着母亲那浑身的雪，冻红的脸，满腿的泥，满脚的水，我一阵难受，搂着母亲哭了。以至忘了叫一声妈，忘了揩去母亲身上的积雪，忘了把母亲走了三十里路送来的馍从肩上取下来，忘了请母亲坐下来歇歇，忘了打一碗开水让母亲喝了暖暖身子，更忘了满屋子的同学在看我，倒是我那刚强的母亲笑着叫我别哭，那一天我一直把母亲送到县城东门外，望着母亲冒着铺天盖地而来的大雪，看着母亲那不到三寸长的小脚，踩着厚厚的雪，摇摇晃晃，艰难地、渐渐隐没在皑皑白雪中的身影，我伤心地哭了。我哭的很悲痛，很苦涩，啊！我深深的情，绵绵的爱，悠悠的怨和沉沉的愧疚，哭啊！苦啊！这是我一生中哭得最痛苦的一次。它深深地隽刻在我的心灵上，母亲这种纯朴的品质，坚强的性格，不怕苦难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影响了我，感染了我，给我奋斗的力量，克服困难的勇气，向榜样一样感召着我的灵魂，对我这一生如何做人起到了表率作用。

当时，一个十几岁的农村小姑娘，还没有什么要光宗耀祖的思想，也没有要干一番宏伟事业的抱负。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好好学习，做个好学生，学好本领要让母亲不再受这苦，要改变我们这种贫穷的境况。多年以来，我生活上受过很多苦，工作上遇到很多挫折，事业上经历过很多坎坷，但我没被困难压垮，被挫折击败，被失败吓倒，对我能够做到而暂时没有做好的事，我不灰心，不退却，不畏难，不放弃。我在奋斗，在这人生短暂的旅途上，我在不停的奋斗。尽管我的成果不算丰硕，但我一直在奋斗，一定要达到目的。事业就是奋斗，生命之所以宝贵，仅仅是为了事业而存在，没有事业的生命是黯淡惨白的。我喜爱自己的事业，从入艺门至今，以度过了三十个春秋。

三十年啊！我的两鬓也添了不少白发，回忆往事，特别是想到我的童年，常常有一种酸楚，苦涩的感情，如涓涓泉水糖果我的心灵，不时萦绕着我的躯体。

二、刘光华领我进城学艺

我家地处穷乡僻壤，本村的人全部是二百多年来，先后由河南逃难来的。真可谓：两个笼笼一条担，挑起家小离河南。解放后，翻身了，分了土地，生活安定了，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了，但从来没演过戏。一九五七年九月我哥哥在西北大学读书时，学会了板胡，经常参加学校的秦腔戏演出。寒暑假回家，组织我们排了《火焰驹》一剧中的《卖水》。我表姐苏焕娃演黄桂英，我的同级同学张年锁演李彦贵，我演成人之美的小丫环。当时异常兴奋，跳呀！蹦呀！唱呀！心里乐开了花。演出场地很简单，很土气，在一片土台上，铺一张芦席就算是舞台了。没有戏衣，就以各人过年穿的新一代替，没有化妆品，就以染衣服的颜料抹脸蛋，以毛笔画眉毛。然而就是这样的演出，却轰动了周围几个村。这是本地人第一次组织起来演戏，看戏的人很多，老人、青年、小孩、男的、女的，一群一群地来。有坐小櫈的，有坐高櫈的，忧伤柴火堆的，有上树的。也许是乡亲们熟悉我们，出于好奇，热闹，鼓励，演出过程中一直笑声不断，掌声不断，气氛异常热烈。特别是我高兴，激动的是；在我演唱道白时，掌声更是热烈，几句摇板唱腔竟是一句一阵掌声，一阵笑声，我当时着实陶醉了。这次演出象一堆干柴燃起熊熊大火一样，激发了我想当演员的欲望，乡亲们也鼓励我去剧团演戏，有的建议我去县剧团，有的让我哥哥把我领到西安靠剧团。虽然当时没有一个特有的目标和明确的理想要当演员，但想进剧团学戏的念头已很清晰地印在了我的脑海深处，留在了我的向往中。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这次演出。

人啊！有时候往往一件很平常的事件，就能决定一生的命运。半年后，也就是一九五九年八月初，在学校完成初中升学考试后，县城的一位姨母告诉我：西安尚友社社长刘光华和美术师周杰来到蒲城县招收演员，并鼓励我去考试。八月十三日上午，在姨母的带领下，我到了设在县剧团的考场。见到刘光华老师，周杰老师还有县剧团的很多人，我怕极了，脸红、心跳、出冷汗，手都不知如何放。后来在刘光华老师的安排下，我唱了两段秦腔和一首歌就算考完了。晚上，我正睡在床上心慌意乱，担心是否考上时，刘光华老师突然来我姨母家告诉我：“你被录取了，明天早上就回家取行李，下午赶来县城，第三天上午回西安。”我高兴地从床上跳了起来，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么快就定了，太意外了，而且这么紧张，这么仓促，这么神秘。后来才听刘光华老师讲：八月十三日我考完试后，县剧团提出要留下我，另让他在县剧团招收的学员中挑三个学生带走。并且通过县劳动局，劳动局也出面以种种理由要留下我。所以，刘光华老师才决定领着我迅速回到西安。

就这样，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刘光华老师领着我进了西安城。成为西安尚友社第五期学员中第一个报道的学生，开始了我人生旅途上的一番拼搏，开始了我坎坷、艰难地艺术道路。

三、学艺的酸甜苦辣

我学艺时已经十六岁了，和同时学艺的八岁至十一、二岁的同学们相比，年龄偏大，个子也高，腰腿关节没有他们灵便，练基本功很费力。加之一直过着清苦的生活，身体素质很差。再就是在农村时很少看戏，虽然完下毕业，但比起在城里生活学习的同学，文化水平、知识范围都不如他们。所以我学习成绩比较差，基本功训练的进度也比他们慢。“下腰”、“踢腿”、“走台步”基本可以跟上大家。但象“毯子功”、“把子功”等项目学起来就很吃力。例如“拿顶”。就是练功时双手按地，人倒立于地上而双脚靠墙，腰略向前弯。这在基本功训练中，难度并不算太大，大部分同学很短时间内就能达到要求，做得很好。但我两臂撑地后，双腿老是上不去，稍一用劲，就感到眼前发黑，两臂酸痛。费了很大劲，很长时间才达到了要求。

看到这种情况，老师们，特别是刘光华老师对我很关心。经常从各方面鼓励不要灰心，只要坚持苦练，就能练好。生活上关怀我。给我教唱，给我排戏，给我讲做人道理，教导我学好本领。他曾多次给我讲：“娃呀，要好好练功，要有恒心，要把本领学好。舞台上席大，那一块地方不绕人，对谁都一样，你与本领就能站住，没本领就站不住”。多年来，我一直铭记着刘老师这些谆谆教诲。

一九六零年，由易俗社、尚友社、三意社组成“西安市秦腔剧院”。原来三个单位的学员训练班合并为二百多人的“西安市秦腔剧院学员训练班”。刘光华老师任主任，老师也多了，各方面学习都比较正规，同学们练功的劲头很大，我也经常在课余时间加班练功。记得刘光华老师，还有高集国、阎国斌、薛德民，稀尚全等几位老师曾多次表扬我进步很大。刘光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很高兴，叮咛我在练好基本功的同时，考虑到我的应工行当，要多练唱腔，准备排戏。

但也有个别主课老师对我们这些农村来的，比较笨的孩子看不起，练功时很不耐烦。我是基本功进度比较差的一个，为此常常受到这位主课老师的白眼，什么“乡里娃”、“笨蛋”，讽刺、挖苦、漫骂之词不绝于耳。上大课时，对我漠不关心，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拍戏时，给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很少安排主要角色。说我“外驴大的个子，谁给她配戏呀”。生活上也不能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平时，几个受到主课老师偏爱的同学，稍微有一些伤风感冒、咳嗽，感冒药呀，润喉片呀，就会送到嘴边。可有一次我患荨麻疹病，高烧一天半，昏迷不醒，什么药业未见到。这位主课老师既不闻不问，也不向领导汇报。后因我未能参见文化课学习而被户晓君老师知晓，才汇报刘光华老师，紧急送到医院住院治疗。医院大夫过后极严肃地批评了领导草菅人命。如果在迟送医院数小时，后果不堪设想。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期，老师经常用饼干等小食品家里那些担任主要角色的同学。每次搬运这些小食品，都是我们几个农村姑娘。可是吃却没有我们的份，就是喝一点小球藻（自制的一种含蛋白饮料），也不会轮到我们。有一次，一位小同伴不小心把一包饼干掉在地上，包摔散了，饼干上粘了脏土。这位老师见了，在阵恶语辱骂之后，竟然把掉在地上，沾有赃物的破碎饼干捡起来，揪着这位小同学的头发，硬往她嘴里塞。当时我震呆了，也吓傻了，好像是我自己在受到羞辱一样，感到了人格的污辱，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作为学生我们不敢吭声，难道就因为我们是农村来的，就应该受这不公平的待遇吗？难道就因为我们笨，就应该受到这样的歧视吗？这件事使我痛苦了很长时间。有时候，人们的痛苦，往往是因为强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造成的。而我最大的欲求就是练好功，学好戏，当一个好演员。生活上的清贫，学习上的磨难，工作上的歧视我都能忍受。但人格上的污辱我忍受不了——尽管受辱最大的是我的小同伴——。我心里很苦、情绪很冷、精神很闷、思想很乱。我想到了家，想回到母亲身边去，不想学戏了，想回到农村去，无忧无虑的去种庄稼，或者去干别的工作。尽管后来刘光华老师知道此事后，批评了这位老师，我也在刘光华老师和其他老师的耐心开导下并未离开，但那位小同学在当年的春节前就离开了训练班，去干别的工作了。后来我一直未见到她。这件事在我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和沉沉的创伤。它也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育：要勤奋学习，学好本领，做一个好演员！

……生活啊！是一杯酒，饱含着人生酸甜苦辣。生活是七彩缎，那也是一副难描的画。
……

四、不成功的开门戏

中国戏曲的传统教育，非常重视学生“开门戏”（也称“启蒙戏”）的排演。我排的第一折戏是《斩秦英》。这是把我从农村领到大城市送我走上艺术道路，处处关怀我成长的恩师刘光华排的。所有学生的“开门戏”都要在内部彩排，请全体老师审查。在彩排我演的《斩秦英》时，虽然精神很紧张，心里却甜滋滋的，一再告诫自己要演好。老师们，特别是刘光华老师很高兴，叮咛我化好妆，衣服穿好，上台不要紧张，好好做戏。我也下定决心要演好，这样才不辜负老师们对我的辛勤培养，也好安慰我那二十八岁守寡，前半生倍受了人间苦难的母亲一片望女成材的期望，那天我提前到后台，开演两小时前已化好妆，包好了头，穿好戏装等着上场。

人常说：乐极生悲。《斩秦英》开演了，我在幕内唱完第一句[苦音垫板]：“银屏女绑烈子来见圣驾”出场后，看见秦英，在打击乐伴奏下作气愤表演后退时，突然眼冒火花，头昏目眩，浑身冷汗、心里发慌、恶心，接着，就随着人物表演向后退的动作，一屁股坐在舞台上昏了过去。原因是我第一次包大头，怕脱妆，提眉带绑得很紧，包头的时间过长，凤冠栓带也绑得很紧。未上场前已感到头有些晕，胸腔发闷，恶心，加上激动、紧张，所以才发生了晕场事件。过后不几天，老师又安排了演出，但演出效果平平。老师们的共同鉴定是：这娃嗓子好，唱得不错，但表演还要继续提高，“开门戏”的第一场演出就这样结束了。这场不成功的“开门戏”演出，在我三十年的舞台生涯中，留下了难以填补的遗憾和无法原谅的愧疚。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知识不断提到，我才慢慢董得了：艺术是生活的再体现，演员创造角色，要从内心体验出发。要懂得每个戏都有它的故事，每个故事都离不开人物，每个人物不论男女，都有身份，年龄，性格和生活环境的不同。演员只有对戏里的历史背景了解清楚，把自己所要扮演的人物进行仔细分析，深入体会，才能进入角色，演好戏。然而这些道理，在那个时候是理解不深的。当时，我在艺术上很幼稚，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学，尽管我学的很认真、很刻苦、很勤奋，但只是照猫画虎，东施效颦，不理解银屏公主是一位金枝玉叶，皇帝的娇女。她雍容华贵、温文尔雅，但又娇生惯养，不可一世。不懂得怎么表演，怎样表演她的内心感情，只知道唱好，按老师教的动作表演就行了，因而才有那不成功的演出。近年来有些文章在评论我的演技时，出于对演员的鼓励，在行文中或撰“广雪琴天资颖慧”，或曰“她聪明过人”。其实我很笨，以至在我的整个童年演出阶段，老师很少给我安排过主要角色。但我相信“勤乃无价之宝”。如果说我今天在艺术上能有点成绩的话，百分之九十靠的是汗水。

一九六二年秋，随着西安市秦腔剧团的解散，恢复各团建制，大训练班的老师和学生也都重回原单位。在我团重新组团演员需要补充之际，我和几位同学奉调到演员队工作。一方面继续练功学习，一方面参加演出，这以后的三年中，我才陆续排演了很多角色：《三娘教子》中的王春娥；《夺印》中的有才妻；又在《孙安东本》、《游乡》、《拾粪记》等剧中担任重要角色。我这只笨鸟总算展开了翅膀开始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