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西方文化、快餐文化大行其道,众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逐渐被人们冷落,比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很多人都觉得,能够静心去品鉴秦腔艺术魅力,体味戏台上各色人物悲欢离合的,肯定是一些“高龄”观众,有多少年轻人能耐得住性子聆听那咿呀顿挫的戏文?可近日,一部大型秦腔现代剧《西京故事》却让不少年轻观众趋之若鹜,就连许多热爱秦腔的老年观众,对身边突然出现的年轻戏迷也感到有些不适应。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秦腔现代戏呢?
在秦腔舞台上,《西京故事》第一次将视角放在走出大山的农民工及农二代跌宕起伏的命运上,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在城市里面对贫富差距时巨大的心理落差,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仍心怀梦想,坚持实现梦想的过程。因为贴近现实的故事情节,特别吸引了一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的共鸣,他们将这视为自己奋斗史的体现。这也表明,秦腔从来不缺乏良好的群众基础,只是缺少与现代生活贴近的剧本而已。近日,记者专访了省剧协主席陈彦,他向记者敞开心扉,分享了这部剧诞生的过程,以及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悲悯情怀。
分享心得
在写作时常常会泪流满面
西安晚报:从《迟开的玫瑰》到《大树西迁》,您的作品总能得到戏迷的巨大关注,并频频获得国家级大奖和国家级精品剧目奖。这次《西京故事》因真挚动人而催人泪下,在戏迷观众中呼声很高,在剧本创作方面,您究竟有什么秘诀供大家分享。
陈彦:谢谢鼓励!谈不上啥秘诀,弄的时间长了,总还是有点小窍道吧。跟铁匠、木匠、泥瓦匠一样,熟能生巧么。写剧本,首先要看作者准备跟观众交流什么,是思想、情感、艺术,还是媚俗、迎合、技术。还要看你是不是有自己的思考,情感、艺术想法与表达。总之,那是一种释放,更是一种准备。准备不足,硬挤很难。一定要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感兴趣,实在没兴趣还非写不可,就得培养兴趣。
首先,感动了自己才可能感动别人,你在写作时没有泪流满面,想打动观众是不可能的。当然,不是人为煽情,其实观众都是聪明人,硬煽也是煽不下来的。自己思考着这是个事,是个让你挠心的事,并且是别人没太关注到的事,强烈地推到别人面前,才可能引起别人的关注和思考。
另外最重要的是要学会逆向思维,尤其是写现实题材,内核要现代,外表要恒常。所谓现代不是时尚、跟风、弄些新名词,而是骨子里的思想精神旨归,不能与人类形成共识的人性、人道相悖谬。我在看一些美国大片时,觉得人家奉献精神比我们讲得多,讲得好。我们反倒多了些“食痂癖”。所谓外表要恒常,就是要抖落掉太光鲜的当下色彩,尽量打捞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恒常价值。你要写的东西,要选择的事件,今天怎么看,十年、二十年以后,还有没有存在和认识价值。真正好的东西,可能猛一看是不新鲜的,细一品味,不仅新鲜,而且耐嚼、耐久,这不是其他原因,是恒常价值在发挥作用。
体味人生
始终关注情感和精神境界
西安晚报:农民工话题是当下最热的社会话题之一,《西京故事》中除了讲述农民工在大都市中挣扎的故事,您更将许多笔墨用来描写农民工二代的奋斗经历,描写了他们如何融入城市生活,他们走出大山后的迷惑,与城里人的种种矛盾冲突,贫富差距、心态的落差……许多细节台词格外真实、深刻、透彻,直入人心。您为何会那么关注农民工,尤其是农民工二代的生存环境?是否他们在城里讨生活的艰辛触动了您?
陈彦:我远不能算是了解他们的人。我只能算是想关注他们的人而已。我住的文艺路,天天都能见到许多农民工,我们单位的屋檐下,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天晴下雨,都住着十几个农民工,他们很艰辛。城市的许多人都来自乡村。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工进城的问题,已经是一个需要热切关注的问题。解决社会热点不是我一个小编剧所能干得了的事,我是要在这些社会问题中找到人的精神支撑点和价值取向,无论这些社会问题怎么解决,文艺作品都始终要关注的是人的情感问题、精神问题和他们的选择问题。
西安晚报:您将农民工群体的故事和细节写得那么充满人性化色彩,在这个过程中,您经历了什么?是否大量采访过一些农民工朋友及他们的子女,怎样深入他们的生活?目前这部戏还有哪些你不够满意,还需要打磨?
陈彦:我是做了许多采访,也去西安市的一些农民工聚集地走了走。我觉得还不理想,还需要打磨。如果说这个戏目前取得了一点观众的高看,那是因为以査明哲为首的导演团队很优秀,以李东桥为首的演员团队很出色,戏曲研究院的整体艺术表现能力很强。观众是最好的评判人,这几天我已经得到不少好的意见,我会不断修改剧本。我有些犟,但面对好的意见和我吃透了的建议,还是特别乐意修改的。我的前几部作品,都是在专家和观众的批评指导下修改出来的。
传递价值观
诚实劳动是应坚守的底线
西安晚报:《迟开的玫瑰》关注了一个为破碎家庭撑起一片天,奉献了自己全部青春的可爱、可敬的女性;《大树西迁》关注了一群上海知识分子走进大西北之后的生活状态及命运变化,您的前两部精品之作似乎特别注重强调奉献,这次的新剧《西京故事》将视角转向了城市底层的农民工,您打算向观众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陈彦:前两部戏也并非特别强调奉献,都是历史和现实把主人公推到了那个关节上,不那样不行,生活是那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演进着,人在其中的选择,年轮对人的雕刻,就自然而然地“水盆显影”出了人格精神之类的东西。我们如果有耐心把身边所有人都加以毫发毕现地关注和发掘,都会找到我剧中主人公的那些影子。这次《西京故事》还是写的普通人,我们的社会到底应该坚守一些什么东西,剧中主人公罗天福始终坚守的就是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这是不是我们社会目前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如果人人都恨不得长八只手,把什么都不择手段地撸到自己怀里,并嘲笑着靠两只手苦苦劳作的“老实人”,那这个社会还能运作下去吗?社会的绝大多数,毕竟都只能靠一双长满老茧的手获取基本的生活条件。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连他们的儿女都贱看了他们,那这些人还能把这种脚踏实地的人格撑持多久?他们的底线一旦突破,社会又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剖析内涵
艺术个性使秦腔融入现代
西安晚报:在如今很多人看来,秦腔虽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秦腔的传承、创新,年轻观众的接受程度一直是个难题,相信这对于秦腔工作者来说,也是面临的最大挑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怎样能让这一古老剧种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
陈彦:所有艺术门类都希望争取年轻观众,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但又不能盲目,不能以牺牲自己的个性品格为代价,你只要不顾一切地“投怀送抱”,也就会最惨烈地遭受鄙视和抛弃。秦腔跟人一样,目前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各种“药方”、“食品”、“营养品”都缺乏安全感的特殊时期,保持一点淡泊的养生之道。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强化精神思想的现代转型。媚俗、迎合都没有用,现代社会是一个特别强调个性独立的社会,秦腔走向现代社会的护身符,只能是艺术个性的独立。以独立的品格在剧场中与观众交流思想,而不是交流低俗、惶惑、迷茫、金钱。有社会担当、文化担当,秦腔才会有真正的未来。
西安晚报:在目前都市里秦腔的舞台上,及农村的秦腔舞台上,常演的、很受欢迎的剧目中有多少是近年来新编的现代剧?按平均演出场次来统计,新编现代剧能占据多少比重?
陈彦:平常演出传统剧和新编历史剧要占到四分之三以上。现代戏并不多,这是由于这种艺术样式所决定的。现代戏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是个新的品类,还有许多课题需要解决,比如如何在美学品格上进行“程式化”表演问题等等。但现代戏直逼当下人心灵的样态,是这门古老艺术走向现代的一个途径。因为民族戏曲数百年的历史人脉积淀,使它依然具有巨大的话语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它如果放弃对当下生活的批评和发言,那其实是一种龟缩和自暴自弃。因此,现代戏的创新探索之路,其实是古老戏曲给自己又洞开的一个生命天窗。
预期未来
秦腔不会遭遇“剧本荒”
西安晚报:有人说,秦腔剧本荒问题一直很难得到解决。有人说,秦腔剧种特别缺乏出色的编剧,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振兴秦腔,剧作家应当担负起什么责任?能否介绍一下目前省内年轻剧作家的培养情况。
陈彦:其实戏剧、电影、电视都缺乏好的编剧。因为观众的欣赏层次高了,总是对许多作品不满意,这一行就难做了。加之舞台剧剧本创作收入又相对较低,所以有些不好留人。但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目前,全国都在闹剧本荒。作为秦腔的主要流播区西北五省来说,好编剧也不少。我们省上就有一批优秀编剧人才,他们一直在为秦腔的传播努力担当着责任。我们要相信秦腔编剧跟其他事业一样自有后来人。我们院里新近几年从大学招聘来的年轻编剧就有四位,相信经过历练,会有好的作品出现的。这一行特别要考验人的耐心,十年磨一戏真不是吓人呢。
西安晚报:这次《西京故事》启用了国家知名的话剧导演,这是否折射出优秀秦腔导演还存在一定缺失。在您看来,话剧导演给秦腔舞台带来了什么?
陈彦:秦腔导演我们也有很多很优秀的,比如我们剧院平常能够上演的剧目有上百部,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本土导演排的,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因此,应该说我们的主要导演力量还是自己的。有些剧目外请导演,其实也是一种艺术交流活动,这是必须的,也是正常的。
美国好莱坞和百老汇不是也经常邀请华人导演去执导作品吗?我们应该有向别人学习的胸怀和勇气。当然,作为年轻一辈,如何成长起集思想、艺术水准于一身的大导演,也是秦腔面临的新课题。话剧导演比较注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对戏曲是一个互补。比如《西京故事》这次请的国家话剧院的査明哲导演,他就特别珍重戏曲程式,他对戏曲程式的运用,甚至比我们一些戏曲导演还大胆,等于是从话剧艺术家的视觉,让戏曲艺术家重新认识了自己那些传统的美妙,这样的“借鸡下蛋”,又何乐而不为呢? (记者职茵 实习生张银斌)
剧情梗概
一个租住着数十位农民工的西京大杂院中,又迎来了一家四口“西京寻梦”人。一家之长罗天福,因一双儿女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一道,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儿子甲成、女儿甲秀在西京城的“求学大业”。
夫妇俩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然而儿子罗甲成却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日渐迷失,因为即便是美好的校园生活和优异的学业,也掩盖不了他贫困的窘境。他不堪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落差的重负,他不堪以“天之骄子”的大学生身份,过着城市最底层农民工的生活。渐渐地,农二代的身份伤及了他骄傲的自尊与面子。初来的爱情遭遇拒绝,他万念俱灰离家出走,直至把一家人拖向精神几近崩溃的边缘。
与此同时,这个大杂院的房主西门锁与妻子阳乔、儿子金锁,也在自己衣食无忧的生活中,演绎着另一番“有了钱也过不好的”日子。
故事中,一群凭诚实劳动安身立命的农民工,在不停歇地吟唱着一支民谣:“我大,我爷,我老爷,我老老爷就是这一唱,慷慨激昂,还有点苍凉。不管日子过得顺当还是恓惶,这一股气力从来就没塌过腔。”歌声似有低回哽咽,但终究气血充盈,裂帛向天。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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