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天水,一座历史与文化结合的城市,有着丰厚的地域风貌文明风貌,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今天,秦腔依然是天水市文化的主流。丰富的内涵与人文情怀,厚重的历史与社会价值,继承传统更勇于开拓创新的主题等,注定了秦腔艺术在天水上空的闪耀,也注定了著名秦腔演员段艺兵秦腔艺术的闪耀,闪耀的光环一旦扩展,秦腔艺术的博大便愈发扩展。

扩展而来的是段艺兵从艺五十年的经历和对秦腔艺术的痴迷与热爱,作为须生、老生演员,段艺兵在天水市秦剧团里始终依着高度的责任感、事业感,努力而精心打磨着秦腔艺术的深刻与厚重,努力而精细打磨着行当与人物情感相融的可行性、合理性,努力而精致打磨着人物形象塑造上的高度,努力而精妙打磨着艺术与生活的互化达到舞台境界。四份努力,决定了段艺兵对秦腔艺术的真感觉、真感悟、真感受,生动了他在人物性格刻画上的真性情、真流露、真原则。出生于陕西眉县的段艺兵,自幼与秦腔结缘,先入眉县人民剧团,后入天水市北道区秦剧团,后又入陕西戏曲研究院秦腔团,最后入天水市秦剧团至今,几经辗转,几经磨炼,几经勤奋,几经会通,终让他在五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博采众长、精益求精,既吸收前辈名家的艺术精髓为己所用,提高演艺水平,又不断实践、总结、研究、锐意创新,以传承为基点,以新促戏,最后形成唱腔雄浑天成,表演本色自然的艺术风格。

天水市地处陕、甘两省秦腔发源地的中心地段上,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段艺兵在这样的条件中浸润了他对秦腔艺术的认知,以及秦腔人物领域和大概念理念领域,这让他文武兼备,黑白不挡,能戏极多。五十多年来,段艺兵在舞台上主演了近百部大戏,如古典剧《大报仇》《金沙滩》《闯宫报斗》《斩黄袍》《出棠邑》,现代剧《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态度的认真,做戏的严谨,钻研的透彻,为他赢得了很高声誉,更为他塑造的人物形象赢得了很高声誉,其中尤以《祭灵》中的刘备,《放饭》中的朱春登,《葫芦峪》中的诸葛亮最为著名。

以声带情,以情带声,让声韵美与情感美形成统一,以表促情,以情促表,让动作美与情趣美形成统一是段艺兵演戏时一直遵循的艺术规律。这种规律的形成,正是段艺兵艺术层次自觉性的反映,他用思想质地去通达情节挖掘人物,使内外的神与形实现了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他秦腔须生艺术的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气势之举。段艺兵演戏,能依据须生表演的个性特征,演出人物的个性,彰显了他的艺术功力和须生体系的端庄稳重,气度非凡,譬如他在秦腔折子戏《放饭》中饰演的朱春登便如此。朱春登官至侯爷,得知消息其母已逝,故此上立坟茔,舍饭济人,正赶上其母与妻讨饭至此,故事由此展开。段艺兵给了朱春登四个节奏,一是其母砸碗后对下人的威严;二是问妻时心中的情绪;三是夫妻相认的激动;四是拜谢母亲时的愧恨。段艺兵在表演上尽大度地发挥着朱春登作为侯爷的帅将风度,又不失儒雅之气,站有站相,动有动态,身子抖颤、胡须抖颤、水袖抖颤,是朱春登心情急切的写照。尤在“听我妻赵锦棠细讲一遍”唱段中,段艺兵任艺术色泽流淌而来,层层沫沫,婉婉细细,布满了朱春登的焦虑与期待。在做工上,着力于胡须技艺展示,或抖或弹、或摆或捋、或摇或端、或甩或绞,从外在形体美深化于内在之质地,正是段艺兵把握人物的准确定位,让人物具体。拜见老母时,段艺兵唱得悲痛欲绝,动得悲痛欲绝,很好地表现了朱春登心情的复杂,复杂后的清醒,清醒后的沉重,沉重后的坚决,为人物形象的真实加了重码。

第二个特点是神采之举。段艺兵演戏时,能从小的戏核中找寻出最合理的介入方式,然后步步营造秦腔艺术氛围,促发人物性格特征,用神采俱到的艺术表演手段,提高理性之程序。譬如他在秦腔折子戏《祭灵》中饰演的刘备便如此。“祭灵”祭的是情,是义,是生死别离的感叹,是刘备心境衰落的映象。悲哀的音乐气氛,悲凉的灵堂设置,悲壮的心路历程,体现了段艺兵对刘备一角的理解,走慢步,呈老态龙钟;沧桑泪,呈英雄无奈;摆双臂,呈孤苦伶仃;动髯口,呈悲怆愤慨。情怀的哭喊化作了表演上的哭喊,是段艺兵艺术的明达处,唱腔是悲中的恨,有醇劲与苍凉之感,动作是恨中的悲,有强劲与茫然之势,两者组合,再现了刘备情怀的真切和报仇的信心。此一折戏唱念做是一个整体,演员要有宏观的掌控能力,又要有微观的对人物内心世界的领会,段艺兵较为轻松地完成了这一关键点,故此人物就具有神韵,具有灵魂的人性闪现。段艺兵在处理一些情节的过程中,非常的细腻逼真,悲时情绪低落,泪眼朦胧;恨时咬牙切齿,激愤慷慨;怒时双眉倒立,威武自在,再加之以泪帕、水袖、白髯的形体拟化和蹉步的表现力,更加给予了人物的生动性,成棱角分明的状况,使之壮观。

第三个特点是精神之举。段艺兵演戏,能感受艺术的魅力和美感,以着质朴的表现手法,绾连起人物性情最为敞亮的一面,形而上的刻画出人物的风采到精神的最高层面,成大境界,譬如他在秦腔传统戏《葫芦峪》中饰演的诸葛亮便如此。诸葛亮苦于心计,为蜀国大业奔波操劳,以至忧虑成疾,此病既是行军打仗现实中的病,又是诸葛亮的心病。段艺兵在诸葛亮的“病”上做足文章,给人物以洒脱、大气式的一种病中状态的表达,很得情境,让人可惜可叹,让人倍感英雄人物的寂落。“祭灯”与“托印”两场戏,是段艺兵最出彩的舞台表演,前者重收,后者重放,一收一放,梳理了诸葛亮对自身命运的安排和对国事的担忧。这种以静求动的表演形式,需要过硬的艺术真本领,段艺兵用程式步骤解读了人物情思步骤,很实在,很亮堂。“祭灯”中唱腔是悠远沉厚、刚柔并济的,有云过树林的奇妙,并在音域区自由舒展地变调,极具韵味;动作上依旧刚烈,虽病体难支,但情绪饱满,极具感染力。“托印”中的唱腔是低沉婉约、悲情波动的,有细风轻拂的感触,更在拖腔中唱得丝丝勾连,感人肺腑;动作上颓丧无神,虽力图作为,但难以支撑,活脱了人物最终的喟叹和最终的精神力量,让鲜活的诸葛亮立体而透彻。

除演戏外,段艺兵还具备了导演的水平,排演了一些秦腔经典剧目,为天水市秦腔的继承发展作了一定的贡献。甘肃秦腔重表演程式,虽讲究但略显粗糙;陕西秦腔重内在表达,虽典雅但略显含蓄,段艺兵的可敬之处是把两者融合在一起,让他的表演体系更规范更具前瞻性。我一直认为,秦腔艺术是民间的大众的,根在民间,秦腔的艺术品位就无穷,根对于段艺兵而言,他秦腔须生的艺术品位就在于不断学习、不断汲取、不断创新、不断深重艺术本体。天水给了段艺兵艺术灵性,让他从容、淡定、豁达,做人和演戏到了这个层次,一切都是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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