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言是地方戏的土壤、源头和母体。方言的秦腔,孕育、培养、发展了戏曲的秦腔。戏曲秦腔慷慨悲凉的声腔曲调、憎爱分明的思想情感,无不发端于方言秦腔。
戏曲秦腔的物质基础,是方言秦腔分布地区的自然风貌、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民风民俗,以及讲说方言秦腔的秦人。只要这样的物质基础存在、延续和发展着,作为其上层建筑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的戏曲秦腔,就会存在、延续和发展下去。如果这样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异,戏曲秦腔也将发生变异。对此,人的意志是无法扭转的,惟有适应。
当我们宏观戏曲秦腔的物质基础时,就会发现,它的基本内容和形态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仅从方言秦腔依然生机勃勃、拥有数以万千的群众来看,就可以判断,戏曲的秦腔即将消亡的说法,是悖离戏曲艺术发展的基本常识和规律的。然而,当我们微观戏曲秦腔的物质基础时,又不得不承认,在某些局部、空间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讲说方言秦腔的人群,确已发生了变化。这是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深刻影响。
二、方言的秦腔主要分布在居住、生息着秦人的广大农村。很难想象,所谓的全球化、现代化,能够将祖国大西北广袤农村土地上农民的方言秦腔,短时期内改造成纯正的普通话或其他洋腔洋调。“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就形象地说明并证明了方言的顽强生命力。因此,戏曲的秦腔在大西北的广袤农村,拥有广阔的天地和发展前景。
在2008年5月份陕西省某县的群众文艺演出调查中发现,全县共有49个以自乐班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群众文艺演出团体,其中十分之一多为非盈利性质的自娱自乐。某县现有25个乡镇,这就意味着,平均每一个乡镇就有两个群众自乐班。其密度之大令人吃惊。每个自乐班人数不等,少则五六人,多则十余人。绝大多数以秦腔为主要演唱形式。他们是目前农村地区演唱戏曲秦腔的主力军。农民群众主要以包场的计酬方式,引导自乐班们在竞争中提高演唱水平,改造更新演出设备;而自乐班们也以农民群众的需求为唯一目标。农民群众的需求是发展的、不断提高的,因此,自乐班的演出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但是,必须看到,自乐班的组织结构较为松散,成员的文化知识素养大多低下,整体的演唱水平比较粗糙。
三、历史上,城市曾经是戏曲秦腔的催化剂和接生婆。没有戏曲秦腔的城市化,就没有戏曲秦腔的发展、成熟和繁荣。然而,时移境迁,现代化进程中的包括县以上的城市,如今却成了戏曲秦腔的滑铁卢。
各种新兴的商业化的文化娱乐品种,挤占了戏曲秦腔的舞台和商业市场;而城市居民的审美多元化,销蚀着戏曲秦腔的魅力。但最具杀伤力的还是方言秦腔正在迅速地从城市的主流交际语言的地位中退出、无可挽回地式微。新兴的日益壮大的城市阶层正在舍弃着方言秦腔,甚至歧视、鄙视着它。作为戏曲秦腔主要构成部分的“唱、念、做、打”中的“唱”和“念”已日益失去欣赏的受众。
城市里的戏曲秦腔,只有千方百计地适应、满足新兴的城市阶层的口味,以现代意识和高科技手段,对自己进行改造和包装。虽然在唱腔、伴奏等环节上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其以方言秦腔为基调的内核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最终也就难以“取悦”于舍弃着方言秦腔的城市新兴阶层。而其日益“贵族化”的气息,以及华丽炫目的舞美、道具等,也限制了它的流动,难以走向方言秦腔的大本营——广大乡村。这就使它和乡村愈发地疏离、隔膜。
城市里的戏曲秦腔,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戏曲发展历史上走向末路的“宫廷戏曲”,莫非演起了现代版?
戏曲秦腔,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其繁荣鼎盛的局面,莫过于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夕、“文革”结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两个时间段。追索回味那段时期,就会发现,那是因为戏曲秦腔和方言秦腔水乳交融了。但是,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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