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市秦剧团免费演出

2010年9月24日13时许，乌鲁木齐市红旗路新中剧院门前，戏迷们排起了长队。

“可是有段时间，没这么高的人气了。”69岁的甘肃天水籍人薛国仁笑得眯起了眼睛。

戏迷人气重聚的缘故，来自乌鲁木齐市秦剧团自9月24日起至10月5日的免费系列汇报演出。

18天前，在西安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秦腔艺术节上，由乌鲁木齐市秦剧团创作的现代秦剧《毛泽民在新疆》获“特别优秀演出奖”“优秀表演奖”及“表演奖”三项国家级大奖。为了向家乡父老汇报，除获奖剧目外，乌鲁木齐市秦剧团还精心准备了十余场本戏和折子戏，供秦腔戏迷们欣赏。

免费演出的消息像长了腿，戏迷们闻讯后蜂拥而至。有的戏迷甚至连夜坐火车从哈密赶来，看完演出后再坐火车回去，“就为了过过戏瘾”。

热情的戏迷让只有600个座位的新中剧院场场爆满，剧院不得不在大门口贴出告示，为不能提供更多的座位而致歉。有时，剧团领导甚至不得不来到排队等候入场的观众群里，好言抚慰人群，以求谅解。

乌鲁木齐市秦剧团，这个有着120年历史的地方剧团，洋溢着令人振奋的气氛。

　新疆最古老的剧团

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几经衍变，蔚为大观”。乾隆、嘉庆（1736-1820）年间，秦腔演员魏长生三次晋京演出，震动京城，“京腔六大班几无人过问，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习秦腔”。

因时代久远，秦腔传入新疆的具体时间已无法考证。但据1982年由乌鲁木齐市文化局和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联合出版的《秦腔史魂》记载：1876年，左宗棠入疆平叛时，为安抚军心，从西安带秦腔班社随军到疆，秦腔遂广播于新疆各地。

1890年，兰州秦腔艺人吴占鳌联络在乌鲁木齐卖唱的各地流浪秦腔艺人，以新疆省名为首，组建“新盛班”，意为“让秦腔在新疆繁荣兴旺”，吴占鳌为领班。这就是秦腔最早在新疆出现的民间演出班社，也是现乌鲁木齐市秦剧团的前身，至今已有120年。

“新盛班”于当年农历7月15日在红山庙会上演出，尽管设备简陋，演出剧目也是临时拼凑的诸如《花亭相会》《三娘教子》等小折子戏，但庙会剧场仍是“观者如堵”。

此后的20余年，“新盛班”的艺声大震北疆，各地庙会和富贵人家的堂会以及官场的迎逢娱乐，无不以聘请“新盛班”演出为荣。

1924年，当时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的最大商会“陕西会馆”将“新盛班”收入其会，不久，“新盛班”与甘肃会馆和山西会馆麾下的秦腔艺人实现了三班合并，易名“三合班”。

“三合班”得到了陕、甘、晋商会及票友的大力资助。1927年，由云南籍马家人捐建的“天山戏园”（今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附近）落成，“三合班”正式结束了没有固定演出场所的历史。

此段时期，曾出现了一位维吾尔族秦腔著名演员，艺名陈玉堂（因时代久远，资料匮乏，其原名及生平均已无法详细考证），此人为新疆阿克苏人，“唱各行，精乐器，擅生角，嗓音越唱越亮”，代表剧目为《斩韩信》《八件衣》《八义图》等。

1939年农历正月初一，“三合班”在经历了由合到分，又由分到合之后，以城隍庙（今乌鲁木齐市中山路中泉广场）戏台为基地，更名为“新中舞台”，开始对外营业卖票，集中上演秦腔。

1949年4月，“新中舞台”倒闭。秦腔艺人们又不得不重走“梆子卖唱”的老路，或流落街头，或改行另谋生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流落在疆内各地的艺人纷纷返回乌鲁木齐，恢复了“新中舞台”。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新中舞台”实行了民主办团制度，1953年，“新中舞台”更名为“新中剧院”。1959年5月1日，“新中剧院”改为国营，并被正式命名为“乌鲁木齐市秦剧团”。

1959年，国家投资70多万元，将城隍庙拆除并改建为具有现代化装置的新型剧场，可容纳上千观众，沿用至1999年，中山路商业一条街改造时被拆除。

2003年9月，新中剧院迁回中泉广场。如今，这个新疆历史上最古老的剧团，安身在乌鲁木齐市最繁华的商业一条街上。

　最鼎盛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秦腔得到了快速发展，秦腔这一古老的舞台艺术焕发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创剧目不断搬上舞台，优秀艺术家脱颖而出。

王义民、王北平、王正民，并称为“须生三王”，此三人分别擅长文武须生、衰派老生和须生。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正是因为有了“三王”，乌鲁木齐市秦剧团才能在新疆乃至西北地区声名远播。

“当时，只要剧院门口一挂‘三王’名号的牌，为了能看上他们的戏，戏迷们大都要头天夜里起个大早，到剧院门口排队，走后门都买不到票。”国家二级演员、退休干部李新义（回族）回忆道。

在“三王”及一批艺术造诣深厚的老艺人的带领培养下，一批青年演员迅速成长。和强、熊月玲、崔宝善、杨新莲、田新桂、辛新民等人成为上世纪60年代的骨干演员，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院团的领导以及区市两级的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

之后，冯新龙（蒙古族）、李新义等人逐渐成为当时剧团的新生代演员。“1982年参加西北五省区慰问演出，我们团到兰州，一张票是5元钱，几天前票就卖完了。谁都没想到，新疆还有这么好的秦剧团。那时候，团里演员四梁八柱齐整，场场爆满，演了十几场，当地人还不让走。”冯新龙的语气里，有盛事不再的怅惘。

更年轻的演员在不断成长着，姚治华（《毛泽民在新疆》中毛泽民的扮演者）、王小弟、王玮、左西元、闫三保等，现在已是乌鲁木齐市秦剧团的主力演员。

新社会新制度，加之艺人们精湛的技艺，秦剧团在这段时期硕果累累，先后排演了《杨门女将》《白玉楼》《铡美案》《银屏挂帅》《杨八姐盗刀》《九江口》《金沙滩》《五典坡》《血泪仇》《克孜勒山下》《铁流战士》《草原一家人》等一大批优秀剧目。

“可以说，这是秦剧团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乌鲁木齐市秦剧团团长、党支部副书记王永立说。

　寂寞的秦腔

正在一切都朝着向上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十年“文革”开始了。

大量传统技艺丧失殆尽，大批艺人被当作“四旧”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清洗”，戏曲舞台被样板戏一统天下。

“但即便是在那段极其特殊的日子里，秦剧团的排练和演出也从未中断过。”王永立说。

但伤害还是不可避免的造成。“文革”结束，百废待兴，随着一批批老艺人相继离开舞台，传统曲目面临失传、继承人匮乏的窘境，鼎盛时期的盛况不再，中山路上的秦剧团，一时间门前冷落车马稀。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市场冲击下的秦腔，显得更加脆弱而敏感。秦腔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艺术，它的表演程式、唱词、“梆子加板胡”的伴奏音乐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同时又受到流行歌曲、电影、电视等诸多现代文化艺术形式的强烈冲击。

而更加掣肘的事情，也在制约着秦剧团的发展。

王永立说：“戏曲演员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不仅身材、嗓音要好，还要有艺术的悟性。学戏历来是一个比较苦的行业，学的时间长，学员从娃娃学起，没有五六年时间，难以成才。可偌大的新疆，没有一所专门培养戏曲演员的学校。这么多年来，秦剧团新进的演员，基本上都来自陕西和甘肃等地培养的学员，新疆本地的学员寥寥无几。秦腔教育的不景气是秦腔危机最深层的爆发，这将会对秦腔产生深远的、严重的不良后果。”

不仅如此，因为编制有限，有些被招录进秦剧团的外地学员，其中不乏各方面素质都很优秀的学员，因为迟迟解决不了“身份”问题，不得不选择去了其他剧团或重新返回内地。

“政策配套跟不上，许多演员把剧团当作过渡实习的跳板，一旦时机成熟，纷纷跳槽，从而使剧团变成了培养人才的基地。演出队伍的不稳定，无疑严重制约着剧团的生存和发展。”王永立说。

仿佛一夜间，下里巴人的秦腔，变成了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寂寞而无奈。

　守望

秦腔，真的就少人问津了吗？那些曾常年奔波在农村演出的演员们心里都有一本账。

国家一级演员、退休干部熊月玲说：“秦剧在农村很受欢迎，老百姓爱得要死。一次我们在玛纳斯县演出，两个老汉白天看了一天还不过瘾，晚上连家也不回，准备看晚上的演出。谁知老婆赶来叫他们回家，他们不回，三言两语就骂了起来。这时，戏开演了，锣鼓一响，他们竟不骂了，全都津津有味地看起了戏。”

“秦腔苍劲粗犷的唱腔总是给观众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和一种坚韧刚强的力量，老百姓喜欢秦腔，是喜欢那种热烈的气氛，喜欢那种痛快淋漓的情绪释放。看一场秦腔，心里就舒坦了，什么烦心事也没有了，秦腔在老百姓中有很深厚的基础。”国家二级演员、秦剧团副团长姚治华说。

一方面是老百姓对秦腔艺术的强烈需求；一方面是秦腔演出团体生存发展举步维艰。那么能否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老百姓看戏的需求，又能促进秦腔艺术的大繁荣、大发展呢？

“秦腔要大发展，一是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二是要创新求变，以贴近生活的精品剧目赢得观众；三是要加强市场营销，开拓市场。”王永立说。

“国家现在已经给了最起码的保障，保障了演员的工资，演出所需的道具、场地和服装，还要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应该珍惜，更应该有所作为。”王永立说。

“秦腔在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国民教育中却没有应有的地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课程中没有有关秦腔的基本知识，只有大学才有元杂剧和明清传奇的一点常识。”王永立说，“学校没有开设秦腔课程的要求，学生没有走进剧场的机会，青年一代民族文化的意识越来越淡薄，年轻一代的观众自然会慢慢流失。”

2010年10月8日，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王永立的工作日程中，已开始着手安排排练任务，为2011年元旦春节期间的系列演出做准备。

“作为秦腔演员，不管观众有多少，我们都一直在坚守。我们相信，秦腔这一古老的舞台表演艺术是西北人的精神支撑，它的影响是深入人心的，只要坚守，秦腔就不会消亡，就会有振兴的一天。有剧团有观众，这就是阵地，也就是秦剧团的希望。”王永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