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名著作为一个民族文化构成的重要部分，以各种形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名著改编则是使名著超越其生成的年代，并不断加入当代人的理解，使之丰富发展，从而将影响力不断传达开去的重要方式。对名著改编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改编后的名著应该呈现什么样的面貌？针对近日来鲁迅、老舍、曹禺等大家的经典名著不断被改编、重排，当老舍的《四世同堂》再次被搬上曲剧舞台时，笔者走访了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请他谈谈对名著改编以及这部戏曲作品的看法。
舒乙认为，名著改编没有一定之规，唯一的要求是要抓住精髓。“有100个观众就有100个哈姆莱特”，每一个人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重新创作。光是《复活》就有50多个版本的舞台、影视作品，不仅俄国，美国、英国、法国都有，也并不是说后来排的戏就一定比以前的要强。只要有新的开掘，就可以算是成功。应该给予创作者以二度创作的自由，作者和作者家庭都不应该限制这种自由，至于改编的成败，可以由观众与评论家去评判。因为名著改编的前提是抓住原著的精髓，只要总体把握住了，任何艺术上的创新都是可以的，也是提倡的。 对于北京市曲剧团新创作的《四世同堂》，舒乙认为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改编。要把老舍最长的一部小说《四世同堂》改编成只有2小时10分钟的曲剧，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剧作者找到了适合舞台的切入点，选取了祁家、冠家两家人的故事，拎出来一两条戏曲主线，这是剧作者的聪明之处，也是他解决难点的办法。全剧紧紧抓住爱国主义主题，李四爷说出“小日本，我打了你了，我死也对得起祖宗”的那场戏，给人以掉泪的震动，处理得非常棒，还有祁天佑的死、祁老人反思自己的行为以及妞子死那几场戏，都非常感人。当强敌入侵时，冲锋陷阵是一种反抗，而普通百姓在敌人压迫下按照自己民族的习惯与善良的愿望生活，并最后认识民族危机，也是一种反抗方式。曲剧《四世同堂》表现出他们对日本人的痛恨，对汉奸行为的有力鞭挞，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改编的成功还在于对原著文化批判论的深刻领会。在小说《四世同堂》里，经典的一笔是老舍的文化批判论。他没有仅仅局限于对战争的描写，而是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处，挖掘出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带来的不仅仅是引以为豪的东西，也有沉重的文化包袱。曲剧紧紧抓住这一点，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因此才会有卢沟桥战争爆发之时，祁老人说“三个月就会过去”，让家里人拿来大缸堵住院门；才会有韵梅让瑞全“过完节再走（去山西抗日）”，过节甚至比死、比民族危亡更重要；也才会有瑞宣“忠孝不能两全”的选择。正是在瑞宣这样高级知识分子身上有着五千年孝道文化对他的束缚和影响，正是恪守的种种礼教使得中国人无力抗争，使得有着众多人口的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使得我们的反抗显得无力，也才会有最后惨胜的结果。可以说，文化成为决定民族命运的关键，也由此把老舍深邃的思想揭示出来。
在高度肯定改编成功的同时，舒乙也对曲剧《四世同堂》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看得出来，导演和舞美都在追求新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不仅仅是采用白描的手法，进行了舞台和表演的处理，增强了戏剧性，更具形式感、艺术感和现代感。但在一些细节的处理和形式的运用上，脱离了剧情的需要，有画蛇添足之嫌；在曲剧剧种风格的把握上，曲剧的曲牌没有很好地运用，有点像歌剧，没有深入挖掘曲剧固有的长处，京味不够醇厚。这些都是曲剧今后发展中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人民日报》徐莲 (2001年09月14日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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