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剧的丑角很有看头,是个亮点,朱双奇在这方面颇有建树。
在曲剧发展的早期,尤其是高跷曲阶段,多靠丑角插科打诨,逗人笑乐。不过当时的丑角还没形成行当,唱腔少而动作多,不重塑造人物。自朱双奇、王振东开始,丑角向唱做并重方向演变,形成诸如正丑、官丑、恶丑等不同类型的丑角。
朱双奇,1906年生于洛阳南郊大屯,地少家贫,生活困苦,他便出来学戏。他虽演丑,但其品性一点儿不“丑”,为人做事,只走正途,不涉歪门。当时赌博酗酒之事甚多,还不到20岁的朱双奇,带头禁赌劝酒,村人都夸他仗义。
在人们的印象中,朱双奇只干正经营生,踩高跷敬火神,他都积极参与,老辈人教唱曲子时,他也总是提前到场,积极学唱,十几岁就成了高跷曲能手。赌鬼们记恨他,说:你不让我们耍牌,自己却哼曲当“戏子”。
他父亲便把他反锁在屋里,不让他学戏。高跷社管事赶来求他父亲放人,可他父亲说:“别人想唱戏,我管不了!可我的儿子不能干这行!”硬是不放他出来。朱双奇被锁在屋内,闲极无聊,就在屋内逮老鼠。他把棉套搓成条状,塞入老鼠洞,然后点燃。
高跷社玩友看见他屋顶冒烟,都跑来劝说他父亲,说:你把双奇锁在屋内,不让他到庙会上为火神爷表演,这叫冒犯神灵!你看看!火神爷都显灵了,让你家失火了!双奇的父亲一看,屋子真的冒烟了,就赶紧放出双奇——他学唱戏的过程非常不容易。
1925年,高跷曲已登台,龙门南北涌现出一大批曲子玩友。1927年,朱双奇被邀到临汝玩唱,朱六来、朱天水也来了,他们演出的《小姑贤》、《小姑恶》、《狐狸仙闹书馆》、《白蛇传》等剧目深受观众欢迎,他们配得珠联璧合,人称“三朱”。
有了“三朱”称谓,便慢慢形成“三朱戏”,观众期待这个小集体,若是哪次演出缺了谁,便会感到遗憾。1928年,临汝关云龙曲子班应邀赴嵩县德亭玩唱,德亭人一看其中没有“三朱”,便说不中不中,快回去请“三朱”。无奈,关云龙派人带三百块银元到洛阳,接“三朱”以及其他名角去嵩县。
朱双奇分得六十块银元,他把钱交给父亲,自己则随朱六来、朱天水、张五魁等人,坐上黄包车来到德亭。他父亲看到白花花的银元,第一次夸赞说:双奇这孩子,能为家里挣钱了!
嵩县演出结束,双奇回到大屯,见他父亲眉开眼笑,正围着两头牲口打转。父亲说:你留下的钱我舍不得乱花,就到集市上买了牲口,往后咱不用种地了,也不再去打短工糊口,租了地,自己种,来年不愁吃的!
朱双奇名气越来越大,七村八寨的人都来请戏。当时洛阳邙山苗沟村有一个高跷社,想请朱双奇去教曲子,可大屯离苗沟较远,来来去去不方便,苗沟人就请他移住苗沟。条件是:村中出让良田30亩,让他白天耕种,晚上教村人唱曲子,还专门腾出一个窑院,请他一家人都来住。
这说明,当时的农民很重视文化娱乐。他们把最好的耕地出让,这让朱双奇感动,为报答苗沟村民,他教曲子常到深夜。而他的父亲正铆足劲儿,耙地耩麦,奋力耕作,一心侍弄庄稼。可老天不开眼,自他家移住苗沟,三春缺雨,二麦歉收,军队过往,犹如蝗虫,你来我往,地方不宁,朱家生活困难,双奇吃的是麸子稀粥,教唱的却是阳春白雪。苗沟人见此,心里愧得慌,说:有心让您来享福,无奈这年景不济,也就不再强留您了!您若有挣钱门路,就去吧!
20世纪30年代,曲子戏开始售票演出了。“三朱”的戏在洛阳是有市场的,双奇白天磨面种地,傍晚赶到城里,天黑登台演出,煞罢戏又摸黑回到苗沟。每次得了份子钱,他都交给父亲,但日子还是不好过,豫西一带兵匪如毛,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朱双奇见群众陷入绝境,就倡导募捐舍粥。他与一些演员商量,拿出些小份子钱,卖些粗粮,做成稀粥,让逃荒人喝上一碗,也算尽点宽仁之心,而他自己一家人,有时还要饿上一顿。
1933年峰回路转,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邀请他们演出,大家都很高兴。但曲子班来到军部,见有这么多带枪的人,都感到拘谨,气氛很压抑。为打破沉闷局面,朱双奇借助丑角风度,在现场幽默打趣,遂使严肃气氛顿解。随后,曲子班到张钫老家铁门镇以及观音堂等地演出,又随部队到南阳、开封,名丑朱双奇很快征服了开封观众。最后,曲子班又被部队带到江西、福建,一路为军民演唱,扩大了曲剧影响。
朱双奇是好汉,遇事敢于担当。1946年,河南省主席刘茂恩通令全省禁演曲剧,理由是曲剧“诲淫诲盗,有伤风化”。朱双奇不服,一怒之下筹措路费,和朱六来、刘卫生等人到开封寻找解禁门路,最后在李金波等人的配合下,上演优秀剧目,赢得社会支持,终使曲剧解禁。
解放后,朱双奇加入洛阳曲剧团,在新编历史剧《屈原》、《李闯王》中担任了重要角色。他在《阎家滩》、《柜中缘》中都有上乘表演,他扮演《潘金莲剪衣》里的王婆,唱得好,表演巧,唱到哪里,响到哪里,同行们都争相模仿,但至今也无人能学会他演王婆的绝招。
“文革”前夕,双奇去世。我们从他身上可看到老艺人基本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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