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文物学研究热点问题述评

内容提要：近几十年来，以戏曲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戏曲文物学方兴未艾。概而言之，基于考古发现、田野调查的研究占据主流；区域性、专题性研究逐渐盛行；多元化、系统性研究层出不穷是目前戏曲文物学研究的三大热点。

　　关 键 词：戏曲文物学/学科热点/田野考察

　　作者简介：王潞伟，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戏剧与影视学博士。

　　标题注释：山西师范大学2013年度博士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晋东南三嵕信仰及赛社演剧研究”阶段性成果

　　戏曲文物学是借助考古与田野调查手段所得戏曲文物来论证研究有关戏曲起源、形成、发展、繁盛、衰弱的历史面貌，总结其普遍性的规律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其真正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并成为一门专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的戏曲文物的发现，研究视野的扩展，研究方法的更新，学术观念的更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戏曲文物学研究突显出一些热点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考古发现、田野调查的研究为一大主流

　　戏曲文物的发现与研究，不仅能与传世文献资料相印证，而且能够补充史载不足，纠正某些文献史料的遗漏和错误之处，甚至可以填补某项空白，所以一直以来是戏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园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讲座时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戏曲文物学兴起便属于此。他在《古史新证》中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①。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照而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土文物材料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历年来，戏曲文物的新发现无不在学界引起轰动，与此同时，相关讨论也逐步升温。

　　早在20世纪30年代戏曲文物学滥觞时期，只有少量的戏曲文物予以发现公布，田野调查刚刚兴起，对戏曲类文物的考古发掘研究只有卫聚贤《元代演戏的舞台》(《清华大学文学月刊》2卷1期，1931年12月15日)、齐如山《中国剧场》②，二者对舞台剧场的关注，拓宽了戏曲研究的视野。尤其卫聚贤先生，对其故里万荣县几座舞台的深入分析，突破了传统的以戏曲作家、作品、声腔与伶人的研究，而转向对戏曲表演载体的关注，迈出了戏曲文物研究的第一步。在研究方法上，重视碑刻资料，使传世文献与田野调查所得出土文献有机结合，努力践行了其业师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创立了一种适合于古戏台的考察研究范式。

　　20世纪50～70年代，戏曲文物研究进入自觉期，考古发掘与田野调查逐步兴起，主要有墨遗萍、丁明夷、刘念兹、徐苹芳、周贻白、赵景深、欧阳予倩、冼玉清、王树村、张庚、郭汉城等学者对舞台、壁画、雕塑、抄刻本、碑刻、版画等戏曲文物的发现与研究。如戏台方面，有墨遗萍《记几个古代乡村戏台》(《戏剧论丛》1957.5)、丁明夷《山西中南部的宋元舞台》(《文物》1972.4)等论文，简略总结了戏台演变的大致趋势。壁画方面，刘念兹《元杂剧演出形式的几点初步看法——明应王殿元代戏剧壁画调查札记》(《戏曲研究》1957.4)、周贻白《元代壁画中的元杂剧演出形式》(《文物》1959.1)引起学界的关注，影响巨大，可谓20世纪戏曲研究界的重大发现。砖雕方面，主要借助考古发掘简报的相关成果，进一步加以考证研究，有周贻白《南宋杂剧的舞台人物形象》(《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59.1)、《侯马董氏墓五个砖俑研究》(《文物》1959.10)、刘念兹《中国戏曲舞台艺术在13世纪初叶已经形成——金代侯马董墓舞台调查报告》(《戏剧研究》1959.2)、徐苹芳《宋代杂剧砖雕》(《文物》1960.5)、《白沙宋墓中的杂剧砖雕》(《考古》1960.9)、赵景深《北宋的杂剧砖雕》(《戏剧报》1961.9-10)等论文，这些戏曲砖雕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等记载的杂剧演出相印证，对进一步了解宋、金、元杂剧演出状况以及演员脚色设制等真实面貌具有重要意义。运用传世文献史料来解读新发现的相关戏曲文物，同时新发现的戏曲文物也为传世文献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证据，并且将其成果撰写到戏曲史著作中③，戏曲文物的发现与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80年代以来，戏曲文物学研究范围、基本理论以及田野作业方法基本确立且快速发展。学界更加重视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新发现的戏曲文物，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是可观的，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层出不穷。为了编纂《中国戏曲志》中“演出场所”、“文物古迹”两项内容，由此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戏曲文物普查，规模空前，至1999年三十卷本出齐，为戏曲文物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1984年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的成立，预示着专门性的基于戏曲文物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的研究工作走上正轨。1986年刘念兹在《戏曲文物丛考》中正式宣告“戏曲文物学”问世④。之后，众多学者与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师生同仁积极主动地投入戏曲文物的调查研究，新的戏曲文物不断发现并报道，相关课题的调查报告、论文、著作迅速增多，研究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有力地夯实了戏曲文物学的学科基础。由该所与中国戏曲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华戏曲》成为发布戏曲文物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每辑都有对新发现的戏曲文物的公布与研究。这一时期主要成果有，以黄竹三先生为首的山西师院戏剧文物研究组撰写的《元初戏剧演出的重要史证——山西新绛元墓戏雕考述》(《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2期)运用田野调查所获戏曲人物砖雕结合金代侯马戏佣和洪洞元中叶杂剧演出壁画进行考证，揭示其在戏曲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引起学界关注，并被1983年《中国戏剧年鉴》全文转载。另外，自1985年以来在山西陆续发现了多种明清赛社礼仪抄本⑤，相关学术成果公布于《中华戏曲》、《戏曲研究》、台湾《民俗曲艺》等刊物，被视为20世纪戏曲研究界重大发现之一。

　　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戏曲文物田野调查考古发掘更加重视，专业性更强，研究更为深入。主要成果有：冯俊杰先生《中国现存最早的神庙戏台》(《戏曲研究》第58辑)、延保全《山西高平市发现一座有纪年之金代舞庭》(台湾《民俗曲艺》104期)向学界公布了山西省高平市王报村二郎庙戏台是我国目前发现的现存最早的戏台，这一座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修建的戏台，即使是《中国戏曲卷·山西卷》也未见载录，这为学界研究金代戏台实例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资料，之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山西日报》等作了相关报道，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2009年4月，陕西省韩城市宋墓戏曲壁画的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关注，焦海民、姚小鸥、康保成、延保全分别撰文考述。车文明先生《北宋“舞楼”碑刻的新发现》(《文学遗产》2011年5期)向学界公布了位于山西长子县南鲍村汤王庙内的北宋舞楼碑——《大宋故汤王之庙碑》，并对其进行了缜密的考证，为研究北宋“舞楼”提供了又一重要依据。

　　戏曲文物的新发现，大大补充了戏曲史料的不足，正如冯俊杰先生言：“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愿和期待而改变，出乎意料的发现总能昭示出戏曲史研究的某些空白或缺憾，具有补证与开拓新领域的无可替代的价值。”⑥随着田野调查与考古发现工作的不断拓展与深入，运用新发现的戏曲文物重新论述戏曲文化史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成为当前戏曲文物学科研究的普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