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清《申报》以新闻、广告、评论和文学知识等多种形式传播着《牡丹亭》。这些报道涉及《牡丹亭》的舞台演出、曲本出版和戏曲禁毁等多种信息，具有内容丰富、文字浅显和传播快捷等特点，直接展现了舞台演出和曲本出版的情况，反映了沪上茶园和剧场、昆剧和昆班的盛衰变迁。报刊传播扩大了传统戏曲传播的途径，使《牡丹亭》走出了宫廷和厅堂，登上大上海的戏曲舞台。
关 键 词：《申报》/晚清/《牡丹亭》/传播
作者简介：尹丽丽(1973- )，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江苏 徐州 221008
标题注释：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江苏昆曲研究”(项目编号：14YSB008)的阶段性成果。
晚清时期报纸和杂志等近代传媒开始对戏曲进行报道和传播，由此传统戏曲传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申报》是中国近百年来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份报纸，自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西历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在上海创刊，至神洲大陆赤沈(一九四九年)，前后七十七年间中国的外患内乱、进步与反动、革命与维新种种事情，它都尽可能地予以记录。就认识和了解中国近代的演变来看，它真是非常可贵的第—手史料。”①《申报》以广告、评论和文学知识等多种形式，传播着《牡丹亭》的演出、出版和禁毁等相关信息，成为传统戏曲和大众传媒成功结合的典范。
晚清《申报》中《牡丹亭》的信息以广告为最，还有—些戏曲评论和禁毁信息等，其中广告信息以演出广告和出版广告居多。早期的戏曲演出广告只列出演出地点、戏目和演出的农历时间，后期的广告信息逐渐丰富。晚清《申报》中的《牡丹亭》舞台演出广告最多，将其信息进行归纳和整理，参见表1。
晚清时期有同文书局、简玉山房和古香阁书庄3家书局在《申报》上刊登《牡丹亭》书籍出版的广告，将其出版信息进行归纳和整理，参见表2。
《申报》还有2篇提到《牡丹亭》的戏曲评论，分别是《新春雨夜丹桂茶园观剧赠》(1888年2月23日)和《文人轻薄箴》(1890年4月30日)。它们篇幅短小，内容较少，如《文人轻薄箴》“汤玉茗文章钜公，四梦之成海市蜃楼，涉笔成趣，然尤以《牡丹亭》一曲，转为口业竟坠犁泥”。整篇评论不过200字，涉及《牡丹亭》的内容只是寥寥几句话。这些评论还是秉承传统文学批评的范式，偏重于曲本批评。“评剧文字可分为两大类，即演艺的评论与脚本的评论是也”②。两篇评论都专属于“剧评栏目”，它们为后来出现更多的专版专栏的文学戏曲评论做了准备。
此外《申报》的禁毁信息、文人竹枝词、联集戏名和灯谜都出现过《牡丹亭》，如《淫戏不可不禁论》“淫戏淫书均为攘人心术，贻误子弟之事。而充其流弊则淫戏更甚于淫书，盖淫书约有二种，一则以文言道俗情，借风花雪月诸般点缀秘戏，非略解吟泳善读小说章回书者，虽日置案头犹觉漠然无睹，即如《西厢》《牡丹亭》淫亵极矣，试与掩卷而曼舞酬简，《惊梦》数出患省不知也。……若传之于戏，则置其曲调而不之听，至一切丑态，当场现出，稍知人道，莫可自制”③。该文认为《惊梦》等戏曲表演坏人心术，将淫戏和淫书对举，列出其伤风败俗的弊端。这说明在晚清时期涉及到性爱场景的戏曲也曾受到过抵制。
晚清《申报》中《牡丹亭》的信息不仅包括舞台演出和曲本的出版，还涉及戏曲禁毁和文学知识等内容，其中舞台演出的信息最多，内容最为丰富。“上海拥有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出版机构和传播媒介，这在戏曲传播接受的近代转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间，《申报》特辟‘各戏园戏目告白’栏目，专供戏园刊登演出宣传广告，这是我国近代戏曲史上最早的报载戏园演剧广告。自此，报纸的戏目告白代替街头广告成了广告的主要形式，各戏园为扩大影响，纷纷在报上发布戏目告白，促进戏园营业。因此，报纸就成为向广大群众传送演剧信息的主要阵地。它们不但发表广告，还发表剧评”④。这些讯息修正了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重剧本轻表演的流弊，将读者和观众的注意力引向了戏曲舞台和表演，开启了现代戏曲批评的大幕。
(一)关注演出、舞台信息丰富
晚清《申报》的戏目告白有《牡丹亭》的演出信息1400多条，它是戏园对即将演出的戏剧做的广告。除了国丧时期茶园禁止开业外，《申报》创刊不久就刊登了沪上各茶园的戏目告白。舞台表演是戏剧作品最终的完成和体现，“任何戏剧，只有通过舞台演出才能使它达到完美的地步”⑤。最早在《申报》上刊发演出广告的茶园是九乐园。“初四日日演：《九锡宫》《三岔口》《抱娃》《进府》《一捧雪》《混元图》《百花亭》《游园》《惊梦》。”⑥这则广告只列出了演出地点、戏目和演出的农历日期，后期很多广告则列出了表演的环境、舞美、艺人、班社和营销手段等详细的信息。从表1来看晚清《申报》的戏目告白提供了《牡丹亭》沪上演出的各种信息，它涉及到《牡丹亭》重点出目13个，标出姓名或艺名的表演者40多位，开列的表演班社10个，表演的茶园剧场26家，几乎是上海《牡丹亭》舞台表演的一个缩影。
戏目告白中《牡丹亭》表演的出目有《学堂》《劝农》《游园》《堆花》《惊梦》《离魂》《冥判》《拾叫》《拾画》《叫画》《问路》《吊打》和《圆驾》等，其中《游园》《惊梦》依然是表演最频繁的场次，如《游园》表演为261场，《惊梦》为256场。明末《惊梦》由原来的一个花神变为众花神，且新增四支合唱的曲子，清代民间舞台增加了《堆花》，(《堆花》)“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又有一变，十二月花名与花神人物对应逐渐固定下来。《堆花神谱》说大花神拿的旗上扎一牡丹花，牡丹有花王之称，那就不用大花神，干脆改称花王，即是一个较大的变化，晚清出版的《吴友如墨宝·古今人物画》载‘十二月花神图’，与当时苏州文全福班所演‘堆花’的花神名目完全相同，可视作戏曲与流俗传统互相影响的反映”⑦。它有时作为单独的表演场次，虽未说明表演的情状，但《游园》《惊梦》间加入《堆花》表演已成常态。
早期的广告有《全本牡丹亭》演出的宣传，但从演出的时间来看不可能是全本演出。“各戏园演戏之钟点，日戏昼长时，约十二点半钟开锣，五点钟止。昼短时，十二点钟即开锣，四点半钟止。夜戏则无论夜长夜短，开锣俱在七时左右，止则皆在一点钟前。”⑧以1899年10月7日众乐茶园夜场戏为例，演出的剧目有《白鹤山》《男祭弹词》《双恩凡》《新排双新戏义缘》《全本牡丹亭》和《全家福》。茶园在五、六个小时之内演出六个剧目，平均一个剧目一小时，根本无法完成全本戏的演出。瘦碧的《耕尘舍剧话》认为“昆曲全本之名识者已讥其误，又如皮黄腔中之《过江》，京师竟称为《浣纱记》，实亦昆曲《浣纱记》中一齣耳，盖近时伶人已不能演昆剧全本。仅择所能之，一韵为之，至其果合于昔日之昆曲与否，恐无能断言者矣”⑨。广告中所谓的全本是商家吸引观众的宣传手段，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全本演出，应该是折子戏或串演的小本戏。
戏目告白还列出了很多表演者的姓名或艺名，最早的是1875年5月15日一桂轩茶园的戏目告白，日演《冥判》王松。王松是这出戏的演出者，他是“晚清同、光年间活跃于苏州上海的昆剧名净。……一度曾任清宫内廷供奉。后成为苏州大雅昆班台柱，与张八齐名”⑩。此后广告对在沪上演出过《牡丹亭》的艺人进行广泛地宣传，很多昆曲名角由此悉数登场，如全福班的台柱沈月泉，大雅班名旦邱阿增，大雅班名丑姜善珍，天仙茶园台柱周钊泉，全福班名旦丁兰荪，“昆旦第一”的周凤林，全福班名伶陈凤鸣和大雅班小生邱凤翔等，报刊广告也逐渐显现昆剧的名角效应。戏目告白还出现了表演《牡丹亭》的班社，如苏州的全福班、大章班、大雅班、聚福班、老洪福文班和扬州老洪班等。清末上海已成为昆剧传播的中心，江浙昆剧艺人和班社多扬名于沪上。《申报》刊发大量的昆曲艺人和班社的舞台演出信息和广告，其宣传作用功不可没。
戏目告白中《牡丹亭》在上海旧式茶园表演居多，后期才出现了在新式剧场表演，它的演出场次最多的是三雅园，且昆剧茶园表演占多数。“上海最早一家戏园是三雅园，其创建时间当在咸丰初年。三雅园专演昆剧，当时称为文班戏，即使在徽班南下、京腔盛行的时期里，它仍然保持着这一传统，坚持演出前后达三四十年之久。”(11)清末上海两个三雅戏园，《申报》中有些戏目告白标注老三雅(石路中市)，更多广告没有标注，只能根据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加以区分。“福建路上的三雅园仗着牌子早、名气响，自称老三雅，就这样，新老两家三雅园为争夺顾客展开激烈竞争。新三雅邀请全福、大雅两班，以角色全、行头新为号召，同时以座位赠送号票一张，对号取物以招徕观众。为了将老三雅压倒击垮，除演出昆曲外，还邀请外国魔幻团演出，并经常调换剧目。……老三雅不甘失败，扩大经营范围，一度邀请浙湖维扬戏，外国杂技等进场演出。”(12)两个昆剧戏园为了招揽顾客，相继开出了聘请名角和名班，提高表演质量，改善观剧环境和加大促销力度等优惠政策。它们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昆剧的短暂繁荣。
(二)实用简洁、文字浅显通俗
《申报》刊发的《牡丹亭》讯息实用性大于文学性，多数是利用广告传播《牡丹亭》演出和出版的信息。以往《牡丹亭》的传播就有口头、舞台、文字和图像等多种传播形式，“艺人对剧作及戏曲艺术的接纳，主要通过师徒口耳相传，但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和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对精品意识的追求逐渐成了欣赏群体与创作、演出团体的共同追求”(13)，这些传播多受时间、文化和地域的局限，速度慢，范围小。报刊则克服了这些局限，不仅传播速度迅速，范围广泛，且易于保存和阅读。“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是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4)《申报》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准确及时地刊发《牡丹亭》的各种信息，对《牡丹亭》起到了广而告之的作用。
《牡丹亭》也利用了《申报》这种新兴媒体成功地向大众传递了它的相关信息。它的讯息也吸取了报刊语言的优点，多具有简洁明了和通俗易懂的特点。“现在各国报纸，因为看清了这一点，总是向通俗的一方面走，有全用口语的，有绝对不用古字的，有减少引用外国成语的，总要使这张报所登载的，能够家喻户晓。……我国的教育程度不必说，是极端幼稚的，我国的文字，又是极端繁难的，我们为促进报纸发展和国家进步着想，不可不有这种觉悟，就是赶快改用白话，要使初等小学卒业的人或程度相当的人，就能够有报读”(15)。早期文言演出广告文字繁缛，如聚秀园“昆腔名班夫霓裳咏奏，唐代之遗风，丝竹悠扬，熙朝之盛事，逮近日古风渐邈，识者尤希，以故生涯寥落，更加去冬经理诸人不善，以致观者不悦，今欲起而振之，为此赴苏逢请各班名友来申开演，日剧准于十二点钟开演，夜戏准于七点钟开演，班内脚色尽皆竭力，以冀重振斯风，谅风雅诸君子亦皆乐观也。是月十七起，每逢礼拜日、三、六夜，一、五停演，余者皆演，风雨不更。石路中聚秀园全福班谨启”(16)。后期演出广告则用白话，如新开四明和记文剧场广告为：“八月初九，夜戏，正厅每位四角……顾文兰、徐玉兰、徐煜轩《游园》《惊梦》”(17)。它直接标出演出的基本信息，简短易记，一目了然。
《申报》中《牡丹亭》的书籍广告也渐趋直白。早期的书籍广告用文言，文字不精炼，如同文书局的广告：“《牡丹亭还魂记》一书，隶事新奇，含情绵邈，间以绣像悦目赏心，坊刻屡翻漫漶太甚，今搜得初印大板，原书图绘精良，焕然夺目，本号特请同文局石印，极其工致，式样照旧，律画更清，装成四本，外加绫套，现已一律告成，每部价洋一元六角。……如蒙惠顾请至三马路逢源里慎记号，面议此怖”(18)。后来的书籍广告用词直白浅显，《牡丹亭》只是同文书局总广告下的一个条目，列出了书籍的名称、价格和发售的地址，对曲本内容、特色和印刷风格等不做的介绍。其他的书局在《申报》刊登广告时，也仿效此法，如“简玉山房发兑石印书籍……绘图牡丹亭一元六角。……新出各种之书，均皆齐备，赏鉴者请至上海二马路千顷堂购取。”(19)晚清《申报》共有3个书局出版《牡丹亭》曲本，初期广告中曲本的题目还附有“还魂记”字样，后来的题目都为“牡丹亭”，简洁通俗成为报刊文字的主流。
(三)传播快捷、受众广泛众多
报刊的时效性就是让读者最先得到信息。《申报》运用邮政、电报和电话等新式通讯工具传递讯息，这使它的刊发和销售都出现了传播迅速的特点，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清末《申报》已达到“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20)的程度，尤其是新闻信息，随时报道，及时刊发。“本馆自开设以来，所有京报上奏疏，毕按日分排；谕旨则随到随录。而南北相去三千里，京报极快亦需六七日方可接到。本馆因念谕旨为国家最大最要之件，阅报诸君均以先睹为快，故不吝重资，与津友订定，请将每日京报上谕旨，由中国新设之电报局传示。”(21)本埠的讯息发稿也要求及时快捷，“自上海报界之情形言之，每遇本埠及国内发生大事时，尝于最后之数十分钟内，互争消息之先后。故印刷愈迟，消息愈速，然非备有高速度印机不为功。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此之谓矣”(22)。晚清《申报》已建立了先进的通讯网络体系，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快速及时地获得和报道信息，使人足不出户而能知天下之事，赢得更多人的认同。
同时它还建立了庞大的销售体系，其发行不拘泥于一乡一邑，受众面非常广。它的印刷量和发行量也逐年递增，“开头几天，报纸隔天出版，分八个版(当时称之为页)每版高宽约为20厘米。到了第五号(期)改为每天出版，星期日没有轮船开航，无航船信息，报纸休刊。至1874年4月27日起不再休刊。最初用手工制造的毛太纸，以手摇印刷机印刷。发行量增加后，改用煤气发动。毛太纸不敷应用，改由机制赛连纸印刷。第一年发行量只有1000份左右。1887年起在江浙及全国三四十个城市设分销处，还在日本、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首都设分销处，发行量增加到1万份”(23)。由于它的受众定位广泛，购买容易，略通文字者便可购买阅读。“余尝闻之，售报人言，皆谓阅报之人，市肆最多。我等亦曾询诸肆友君等，何以众皆喜阅《申报》。肆人应曰：《申报》文理不求高深，但欲浅显，令各人一阅而知之。购一《申报》，全店递观，多则数十人，少则数人，能识字者即能阅。既可多知事物，又可学演文墨”(24)。它在公共场合售卖，被众多人传阅品评，即使不通文字者通过识字者的阅读行为也会获得相关的信息。
茶园也接受了报刊这种大众传媒，持续在《申报》上刊登戏曲广告，及时刊登演出资讯，甚至刊发表演者的表演特色、表演方式、观剧的环境和订票电话等信息。“及新闻报出世，斯时各戏园已知广告效力，相率乐为刊登，惟尚只每天戏目，刊资皆以月记，为数甚微。自特别广告发现，遇有北来名角到沪，或新戏出台，报中皆刊极大木戳，于是耗资乃巨。近则凡戏班中视为台柱之角，每日皆有木戳广告，刊资乃月需洋数百元。故新闻报及申报之各后幅，几于目不暇给。并有斥资百元，或数十元，登封面一二者，盖以收效甚宏，报纸之宣传力，较诸传单海报尤广也。”(25)很多茶园在广告中还列出观剧赠送绸缎、洋货、衣料、钟表、洋伞、广货和彩票的活动，看戏获得赠品成为一些茶园广告的有效促销手段。茶园以此来招揽顾客，扩大观众群。
从表2来看，晚清《申报》共有同文、简玉山房和古香阁书庄刊发《牡丹亭》的曲本广告。它们长期持续刊发，传播曲本的销售信息，扩大曲本的销售范围，如同文书局从1886年11月到1887年2月的《绘图牡丹亭还魂记》广告，1887年2月到1888年8月的《图绘牡丹亭》广告，文字相近，标价相同，版次有别。这种持续性广告有效地宣传了书籍。“光绪初年，石印书局最先为点石斋，其次为同文书局，以后为大同书局、鸿宝斋、蜚英馆、积石书局，铅印书局则为申报馆、广百宋斋、图书集成局。但各局中以点石、同文、蜚英所出的书最好，纸张坚厚洁白，楷书亦一笔不苟，其小说的插图皆请名手绘成，对于文化传播，尽了很大力量”(26)。广告中同文书籍的发行地已不限于上海本埠，还出现了其他各地的经销地点，如“经售处在北京、奉天、吉林、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贵州、云南、浙江、福建、广东、西各省府电报招商局及上海三马路逢源里本号”(27)。书籍的发行已经涵盖全国很多省份，销售范围明显扩大，传播范围更加广泛。
《申报》将《牡丹亭》的各种信息及时准确地提供给的读者和观众，它普及了戏曲知识，提高了受众的戏曲欣赏能力，使看戏评戏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这些报刊讯息来看，尽管上海茶园在传播媒介、演出质量、表演环境和营销策略等方面有所改善，但作为昆剧经典的《牡丹亭》表演已出现了颓势。这些信息展现了新旧剧场的变迁、名角和班社的盛衰，勾勒了《牡丹亭》舞台演出的轨迹，是晚清上海戏曲尤其是昆剧变迁的一个缩影。
《牡丹亭》是晚清上海茶园表演的经典剧目之一，透过它的演出广告能够发现沪上茶园剧场的兴衰变迁。清末至民国上海茶园戏曲表演盛极一时，从三雅园开张到桂仙园歇业，曾经出现过一百多家传统戏园。黄楙材描述同治初年茶园：“夷场大小戏园，共有三十余所，或男串，或女串，或男女合串。文班则聚美轩、三雅园为著。武班则丹桂轩、满庭芳为盛。园中层楼长庑，结彩铺茵，肃客而入者曰案马，伶俐宛转，善侍人意。坐定，则茗淪龙井，果进时鲜，歌舞并陈，观者忘倦。”(28)传统戏曲茶园存在着明显的安全隐患，到民国时期逐渐被新式舞台代替。从晚清《牡丹亭》的广告来看，上海演出过《牡丹亭》的茶园和剧场就有20多家，且以旧式茶园居多，到1910年才出现了新式剧场，如法大马路新剧场和新开四明和记文剧场。《牡丹亭》的表演以昆剧折子戏为居多，后期也出现过其他剧种《牡丹亭》折子戏表演，但演出场次并不多，如同庆戏园、重庆戏园和鸣盛梨园表演的《牡丹亭记·梦魂相会》就是粤调。
舞台演出广告还折射出昆剧茶园渐趋衰落的趋势。《牡丹亭》早期多在昆剧茶园表演，表演者多为苏州艺人或班社，重点出目常常被反复上演，如《游园》在新旧三雅园上演102场，后期则多在京剧茶园表演。一些艺人为了生存到京剧茶园演出昆剧，甚至改隶京剧茶园。“文班唱昆曲皆姑苏大章，大雅两班所演，始于同治二年。自徽班登场而文班减色，京班出而徽班皆唱二黄。迩来京班以丹桂茶园、金桂轩为最，金桂武戏较胜文班，惟三雅园皆吴下旧伶，惜知音鲜矣”(29)。《牡丹亭》的重点出目在京剧茶园也被反复上演，如《游园》在天仙茶园演出75场。“近代上海昆剧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发生了重大转折，由昆乱竞争演变为京戏园之间的对垒，从而促成昆班分化。京班集文(昆曲文班戏)、京、徽、梆于一台，增添了剧目、演员，加强号召力。昆班则因人才流失，演出受到沉重打击。尤其最具竞争力的灯彩戏，经过京戏园‘小园首先演唱’的宣传和‘每演一戏蜡炬费至千余条’的铺张，反而成为京班的优势”(30)。昆剧的艺术生命在京剧茶园中得以延续。
天仙茶园京昆同台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昆剧舞台表演的颓势。《申报》中天仙茶园广告整场演出以京剧为主，中间穿插艺人的昆剧表演，京重昆轻。不少优秀的昆班艺人只能转向京昆同台的戏园以求生存，学习京剧，昆乱不挡。如周凤林，“吴人，小字桐荪，三雅部中妙选也。三雅既歇，子弟散若晨星，法曲飘零，几至音沉响绝，凤林遂隶大观京部，既复改隶天仙，年可二十余”(31)。昆班也在其他剧种的戏园进行演出，以求生存。“由于大雅班经常排演新戏，使其常以新人辈出之态示人，一时间令其他昆班望尘莫及，难以企及。它的演出场所除三雅园外，还有满庭芳、一桂轩、丹桂、大观、天福、天仙等茶园。民国九、十年间，它与大章班、全福班合班，先后在上海新舞台、天蟾舞台、小世界、大世界等地演出，然而难挽飘零落寞之势，终于在民国二十一年春，从沪上剧坛销声匿迹”(32)。昆剧艺人和戏班多转投他园以求生存，昆剧表演渐趋衰落可见一斑。
《牡丹亭》的演出广告还展现了班社人员的变化。丰乐园列出大雅班的花名：付末李瑞福，老外吴锦山、又田成虎，老生张南、又夏双寿、又朱顺福，官生陈兰坡、又沈寿林、又周庚金，小生张荣春、又吕双全、又孙永昌，大面张八骏、又顾大奎，白面陆祥林、又张茂松、又朱招福，二面姜善珍，又施茂，小面小王四、又华小四，老旦丁兰亭，正旦吕金福，作旦小招弟，刺旦金福、又夏巧福，五旦李连甫、又倪锦仙、又卞锦松，五旦袁小元，六旦吴松麟，六旦邱增寿，六旦葛子香，耳旦增龙，耳旦双林，耳旦刘海，耳旦小宝。(33)老三雅列出大雅的花名：张介生、吴锦山、田成虎，叶老永、陈吟槎、朱春中、沈寿林、陈福来、王鹤鸣、张荣春，吴庆寿、陆云乔，王松、陆祥林、张茂松、陆寿卿、陆老四、马金、小王四、赵金宝、徐瑞宝、丁兰亭、陈老四、阚四、季生、邱喜、金福、施松福、卞二、葛子香、福官、李长生、陈兰生，施四喜，小阿虎，全福。(34)相同的班社，不同的戏园三年后表演者有很大的变化。
《牡丹亭》的出版信息还展现了当时书籍和报刊的印刷水平。传统的曲本多为抄本或刻本，《申报》广告中的《牡丹亭》标明为石印本。“石印书籍，用西国石板。磨平如镜，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竞日而就。”(35)石印技术属于西方平板印刷术，制作省时省力，具有费用低廉和携带方便等优势，一经引进便被很多出版商采用，“上海石印业发达，其所印中国书以百万计”(36)。这些民办书局及时引进石印技术，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印刷质量，大量发行《牡丹亭》曲本。“上海逐渐成为当时全国石印业的中心，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技术，聚集着最优秀的技工，印刷量居全国之首，供应着各地的图书。自此，印刷术在晚清社会传播的格局初步形成，石印术以上海为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37)。现代印刷技术使《牡丹亭》曲本的发行量大增。
晚清《申报》保存了《牡丹亭》文字的资料，且记录了其舞台表演和曲本出版等众多信息。它以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技术，最发达的新闻出版机构和最新的传播媒介传播着《牡丹亭》各种信息。《牡丹亭》也改变了以往传媒的局限，充分地利用新兴的传媒，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和观众。报刊传播扩大了传统戏曲传播的途径，使《牡丹亭》走出了宫廷和厅堂，登上大上海的戏曲舞台，走进大众的视野。
注释：
①上海申报馆：《申报》1，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前言第3页。
②进：《〈评剧〉的辨别》，《梨影杂志》，1918年第2期。
③《申报》，1897年10月16日。
④赵山林：《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1-553页。
⑤[英]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徐士瑚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⑥《申报》，1872年8月7日。
⑦陆萼庭：《清代戏曲与昆剧》，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
⑧周华斌、朱联群：《中国剧场史论》(下)，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70页。
⑨《申报》，1916年5月29日。
⑩吴新雷：《中国昆剧大辞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
(11)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12)周华斌、朱联群：《中国剧场史论》(下)，第581页。
(13)赵兴勤：《折子戏·短剧·单齣选本与戏曲传播》，《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1期。
(1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15)戈公振编译：《新闻学撮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附录第3页。
(16)《申报》，1878年2月15日。
(17)《申报》，1910年9月12日。
(18)《申报》，1888年6月26日。
(19)《申报》，1888年6月26日。
(20)解弢：《小说话》，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116页。
(21)《申报》，1882年1月16日。
(2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37页。
(23)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6页。
(24)《申报》，1877年2月10日。
(25)周华斌、朱联群：《中国剧场史论》(下)，第567页。
(26)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第14集)，台北：台湾新生报社出版社1979年版，第286页。
(27)《申报》，1888年3月3日。
(28)政协上高县文史资料委员会：《黄楙材文集》，宜春：内部刊行，1989年，第145页。
(29)(清)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30)方家骥、朱建明：《上海昆剧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31)(清)黄式权：《粉墨丛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32)叶长海、郭宇：《昆曲》，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154页。
(33)《申报》，1877年2月20日。
(34)《申报》，1880年8月29日。
(35)(清)畹香留室编：《淞南梦影录》，上海：进步书局影印，第26页。
(36)《捷报》，1889年1月30日。
(37)元青：《中国近代出版史稿》，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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