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舞台上的契诃夫演剧

内容提要：契诃夫是其剧作在当代舞台上被演出得最频繁的作家之一。20世纪60—70年代以留比莫夫、艾弗洛斯、叶甫列莫夫为代表的一批俄罗斯导演，继承和发展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心理现实主义戏剧的传统，他们排演的契诃夫戏剧抨击当时僵化、窒息的社会体制，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诉求。欧洲导演彼得·布鲁克、乔治·斯特莱尔、彼得·施泰因等人则更加关注契诃夫戏剧中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与批判。

　　关 键 词：契诃夫/现代戏剧/知识分子

　　作者简介：彭涛，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

　　1898年12月17日，《海鸥》首次登上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舞台，由此开始，契诃夫的名字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契诃夫来到艺术剧院，标志着真正的俄罗斯文学又开始跟舞台艺术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对于作为剧作家的契诃夫来说，这个事件决定了他此后能在‘莫艺’①的直接影响下，写出后期几个剧本——《三姐妹》和《樱桃园》。反过来，契诃夫的革新精神，对于新型导演体系的产生，对于表演技巧新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舞台美术新原则的确立，一句话，对于戏剧艺术一切因素的革新，又起了促成的作用。”[1](P.1)

　　对于20世纪的世界戏剧来说，契诃夫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作家。他的剧作，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频频被搬上舞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度、不同艺术风格的众多剧院和导演都纷纷把目光投向契诃夫。这充分说明，契诃夫的戏剧艺术具有强烈的“现代性”，对于现代观众来说，契诃夫不仅是一个“经典作家”，而且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一、俄罗斯60—80年代的契诃夫演剧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对于“二战”后成长起来的那批卓有才华的俄罗斯导演来说，契诃夫的戏几乎成为了一个不敢触碰的领域。那似乎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专属领地。契诃夫剧作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对于这一代导演来说并不是遥远的传说，他们仍记得1940年自己作为观众时看过的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排演的《三姐妹》，这个戏曾深深打动他们的心灵，成为他们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契诃夫的戏剧已经成为“经典”，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已经是“过去时代的人物”，更何况在新的苏维埃体制下，人们的生活模式已经完全改变，纳博科夫甚至断言，在苏维埃时代，契诃夫笔下的那些知识分子，在俄罗斯本土是根本无法生存的，②生活已经完全改变了。

　　20世纪60—80年代的这批俄罗斯导演，从艾弗洛斯到叶甫列莫夫几乎都是凭借排演当代剧作家的戏崭露头角的，塔甘卡剧院的留比莫夫则是以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一举成名。一句话，这批导演几乎有十年以上的时间，完全没有触碰过契诃夫的作品。

　　对于契诃夫戏剧的再阐释、再解读首先是从戏剧评论家那里开始的。评论家首先打破了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单一角度对契诃夫的戏剧进行评价和阐释。(在50年代的苏联文化界，这种观念曾经统领了“契诃夫学”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叶尔米洛夫。)俄罗斯戏剧评论家斯米连斯基谈道：“问题涉及到一些极其严肃的主题。涉及到知识分子在这世界上的状况，涉及到对于现代人来说不可或缺的过去的一些精神价值观。”[2](P.268)

　　1.安纳托利·艾弗洛斯排演的契诃夫剧作

　　导演安纳托利·艾弗洛斯1966年首先在莫斯科列宁共青团剧院排演了契诃夫的《海鸥》。在这部戏中，艾弗洛斯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解读契诃夫的这部名著的。他采取了一种所谓“激烈的现实主义”的导演手段：也就是说，在心理现实主义戏剧的基础上，强化、激化戏剧矛盾，在“古典的”剧作中发掘其现代意义。艾弗洛斯谈道：

　　《海鸥》这个剧本到底讲的是什么呢？是极其剧烈的矛盾冲突！是固有的世界和穿着破西装的人之间的殊死斗争。《海鸥》，讲的是他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海鸥》的含义在于这些不同的世界，这些不同的对生活的看法之间的不可调和性。特烈普列夫和尼娜，特烈普列夫和阿尔卡津娜，阿尔卡津娜和特利果陵，尼娜和特利果陵。所有这些人好像都特别地彼此相互需要，彼此离不开对方，彼此“招惹着”对方，但在这种接近中埋藏着炸药，因为所有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愿望。[3](P.15)

　　沿着这种“激烈的现实主义”的方向，艾弗洛斯1967年又在莫斯科小布朗纳雅剧院排演了契诃夫的《三姐妹》，这一次他大获成功。莫斯科卢那察尔斯基戏剧学院的教授们在课堂上曾经对我们讲道：艾弗洛斯的《三姐妹》几乎可以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1940年的演出相媲美，它们是俄罗斯戏剧史上最好的两出《三姐妹》。戏剧评论家加耶夫斯基在评论文章《舞蹈邀请》中，为我们详尽地分析了艾弗洛斯的这出戏。在这出戏中，整体色调是绿色的，三姐妹穿着绿色的裙子，军官们穿着绿色的军服；这些色调似乎在呼应着玛莎不断重复着的那句普希金的诗——“海湾那边有一棵绿橡树，这橡树上挂着一条金锁链……”鲜明的色彩为契诃夫的剧作涂抹上一层“印象主义”的风格。

　　不仅仅色彩对于观众来说是新鲜的，艾弗洛斯在这出戏里设计的舞蹈也成为演出的一个鲜明特色。“舞蹈元素就像是春天一样进入了普罗左罗夫家(即三姐妹一家)的房子，土旬巴赫成为了春天的使者，他邀请大家跳华尔兹舞的手势是这出戏真正的开始。”[4](P.55)这段华尔兹舞在戏中是那么富于戏剧性，是那么美好，是那么动人，所有的人似乎都感觉到在舞蹈中变得年轻起来。

　　戏中的那些道具：在台前放置的长沙发、古旧的家具、古旧的水晶吊灯，留声机等等。这一切既富于“印象主义”的色彩，又不失写实主义戏剧的风格。

　　艾弗洛斯的《三姐妹》是一出富于内在诗意的演出，但演员的表演又有着某种怪诞的风格，似乎预示着契诃夫在《樱桃园》中所确立的美学原则。

　　评论家瓦·加耶夫斯基在谈到艾弗洛斯排演的《三姐妹》时指出，在艾弗洛斯的戏中，揭示出了剧本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这个主题是文化和伪文化，这是剧本中一个最本质的主题……进行的不是为了个性、不是为了房子的斗争(如叶尔米洛夫所想、所写的那样)，进行的是文化主权的斗争。剧本的戏剧性在于，甚至没有发生真实的斗争。有教养的伊莉娜去了邮局，而优雅的土旬巴赫到砖瓦厂去了，知识分子就被排挤出了文化圈。[4](P.59)艾弗洛斯的《三姐妹》的确极具“当代性”，这出戏道出了当时在苏联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真正的有文化的人被排挤出了苏联文化界，而一些名利之徒却占据了文化领域的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