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画日报》与近代上海戏剧传播

内容提要：《图画日报》作为戏剧传播的典型个案，较早反映了近代上海戏剧通过报刊这一大众媒介进行传播的种种特征，既有对戏剧文本和戏剧表演的本体传播，也有对戏剧相关信息的延伸传播，体现了近代上海戏曲文化生态构成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关 键 词：《图画日报》/戏剧本体传播/戏剧延伸传播

　　作者简介：朱崇志，同济大学副教授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报刊曲话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JJD750007］

　　《图画日报》[1]是百年前上海滩画报的代表品种，因其内容繁杂、信息量大、新闻性强而著称于世，戏剧艺术作为百年前的流行娱乐内容自然是其关注的重要对象，在借助戏剧促进报纸市场效应的同时，《图画日报》每日一期、图文并茂的大众传播方式也有效推广了戏剧信息的多方面传播。从戏剧传播的角度审视《图画日报》，既可窥见当时流行之戏剧内容、创作及表演特征，又能一览时人对戏剧文化的观感、理解及传播特征。

　　一、戏剧的本体传播

　　戏剧的本体传播是指在传播媒介中直接针对戏剧作品或表演的传播。作为写实性要求较高的报纸这一大众传播媒介，《图画日报》对戏剧的本体传播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报纸所刊载的戏剧作品本体；其二，报纸所反映的戏剧本体传播的现象。

　　《图画日报》没有全文刊载任何一部戏剧作品文本，这同它本身栏目众多、以图画为主体的刊物特征有关。所以，《图画日报》没有常规意义上的作品本体传播，但它另外有两种与此相关的形式值得注意。一是仿戏剧唱腔的创作，如《上海社会之现象·雉妓瞥见巡捕之慌张》(158号－7页)末尾附［京腔四平调］、《上海社会之现象·散戏馆之挤轧》(29号－7页)有“集戏名京调”、《上海社会之现象·戏园案目年终拉局之闹忙》(149号－7页)有［笛腔四平调］一支等，此类作品与故事无关，主要在描述或评论某一种戏剧现象，但因其采用了戏剧曲调的填词方式，亦可视为戏剧创作之一种。另外一种则有涉及对戏剧作品的推介。《图画日报》特开设《世界新剧》一栏，专门介绍重要的戏剧作品，在现存404期中，有292期报纸都持续这一项目，作为一份流行报纸而言是相当难得的。《世界新剧》所推介的作品包括《新茶花》、《嫖界现形记》、《义节奇冤》、《黑籍冤魂》、《刑律改良》、《拿鱼壳》、《赌徒造化》、《明末遗恨》、《续新茶花》等九部，另有一部《现世纪之活剧 亡国泪》与之相类，除介绍其主要内容外，还旁及部分演出说明及评论。每部按照情节分段，基本与戏剧表演的出幕同步，介绍其剧情大要，有些地方将人物对白、心理刻画都细致描绘，此种罕见的推介方式已经相当接近于戏剧文本，故也可视为戏剧作品的本体传播。

　　作为即时反映社会现象的报纸，《图画日报》所刊载的戏剧本体传播现象因其时代色彩而更具有研究价值。总体而言，《图画日报》主要描述了20世纪初叶戏剧表演传播的真实状况，空间则有城市、乡村两极，地域则以上海为主、兼及外地，性质则有职业性与非职业性之别，方式则有演剧与唱曲之分。本文主要从传播场所的角度透视戏园、书场茶肆、花园、妓院、饭馆、乡野等六个层面的戏剧本体传播现象。

　　戏园自然是最正式的表演传播场所。《图画日报》提及的戏园包括上海的新舞台、群仙戏园、同庆茶园、苏州的春仙茶园、吉林的斯美茶园、通州某戏园、天津宴福茶园等，遍及各处，足见戏剧传播之广。而关于戏园的戏剧传播者和传播内容，《图画日报》中单设一栏目——《三十年来伶界之拿手戏》，每期推介一位演员的一部折子戏，如“小叫天之当锏卖马”、“孙菊仙之骂杨广”、“七盏灯之新茶花”等，前后长达八个月，包括各个剧种。“凡画上剧中人物的服装扮相、砌末装置以及身段动作等均与实际演出相似，尤其难得的是画家通过各个精彩的画面，还把演员表演特技、‘绝活’保留下来了，如《任七之〈翠屏山〉》一画把早期京剧武生任七在《翠屏山·杀山》一场中站在椅子上，高持右脚在立着的棍上连绕三圈的绝技展示出来。武生演员夏月润演《花蝴蝶》一剧在‘采花’后逃走一场有并排穿越六张桌子的‘绝技’，《夏月润之〈花蝴蝶〉》一画，即选取了这一场面。”[2](P768)除此而外，《图画日报》的部分戏园绘图中所挂之戏牌也透漏了当时的若干信息，戏牌上的演员包括“小子和、小叫天、孙菊仙、刘荣春、三麻子”，剧目则有“二进宫、四郎探母、定军山、六月雪、天水关、忠孝阁、文昭关”，其他分散提及的时装新剧还有《自由结婚》、《黑籍冤魂》等。基本可以反映出戏剧表演本体传播关于传播者和传播内容的历史与现状。

　　茶肆书场是另外一个相对正式的表演传播所在。书场是近代上海新兴的娱乐场所，原为说“大书”(评书、弹词一类说唱艺术)，后转化为以唱曲为主，据《越缦堂日记》记载，同治年间沪上已有“小广寒”之地设歌女唱曲，《图画日报·女书场之热闹》(22号－7页)称“沪北之有女书场，始于四马路也是楼等，迄今二十余年矣。法租界小东门外彼时亦曾开设，旋即闭歇”。则光绪年间书场已颇具规模。按《图画日报》所言，当时上海之茶肆书场或有两种形式。一是于茶肆内设书场，如《上海曲院之现象·排愁唯有听歌处》(274号－7页)称“自柳敬亭以弹词名于时，后之操其业者，类于茶肆中设一书台，登台奏技，名曰书场。江浙间皆有之”。光绪初年成书的《沪游杂记》有《茶围》诗云“为品银枪过尔曹，银筝低唱月轮高”，[3](P.60)亦可为证。另外一种是两者分离、互不搭涉。如《上海曲院之现象·每日更忙须一到》(265号－7页)言“福州路各书场”，《女书场之热闹》介绍上海女书场的变迁，均似其为一专门营业场所；《大船中之烟赌娼》(56号－11页)则云某妇人带同两女“去年曾在某茶肆日夜唱戏”，则似与书场无关。但无论哪一种形式，均可进行戏剧的表演传播，传播的戏剧样式则依时代之好尚相应变化：同治年间应为昆曲传奇，光绪后则以花部为多，《上海小志》谓“京、昆、山、陕皆有”，[4](P37)《图画日报·女书场之热闹》列举表演内容“有西皮、有二黄、还有昆腔梆子腔、徽调四平高把子、开篇小调与东乡”，《排愁唯有听歌处》则云“上海更有所谓滩簧者，其形式亦与书场一律”，则民国前之品种更趋多样化。从传播形式上看，茶肆书场介于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之间，乃是相对比较松散的传播场所；其本体传播的特点则是以安坐唱曲为主而非演剧，这在相关的绘图中可以明确判读出来。但即便如此，也具有相当可观的传播效果，《每日更忙须一到》描述“凡书场一有若辈(指滩簧表演)，则散场时必有浮浪子弟在梯口目送如官场之排班者”，因故福州路各书场争相罗致“度曲之妓”并肯月出包银数十元，还要再“硬扯强拖”妓女入场表演，开戏剧本体传播之另一蔚为大观的局面。

　　上海较早出现的花园主要指对外开放的私家花园，另外还有外省人集会地之花园和专为避暑、较为简易之夜花园等。早期花园偶尔会有演剧活动，如1875年成书的《瀛濡杂志》记载：有闽人所建之“花堂公墅”在夏天时“曲师咸集，按节教歌，以为避暑之所，清讴檀板，听者神移”。又载：有张家花园，“为伶人所居”，“沪上虽称繁华，然其时未有戏院，间于其中演剧。”[5](P38)后来的公园则有近于宋元之后的瓦舍，是比较大型的游艺场所，戏剧表演只是其娱乐项目之一。《图画日报》对此虽描述不多，亦可略见一斑。《上海之建筑》(10号－2页)中专门提到“张园”，乃当时首屈一指的公园，其中“海天盛(胜)处”几乎是专门的演剧之地。《上海小志》称其自从光绪十三年张园开放以后建成，“曾演昆剧及髦儿戏”，《九尾龟》107回提到“章秋谷同着陈文仙到了张园，只到安垲第去转了一转，便要到海天胜处去看髦儿戏”，[6]均可为证。1909年的《上海指南》介绍张园的收费标准时专门提及“海天胜处滩簧，每人约两三角”，[7]更可说明其为常规项目。在1909年左右，上海的花园表演较多的戏剧样式为滩簧，《上海新年之现象·游花园》(182号－7页)云“愚园最好是滩簧，弦索琤瑽正上场。听到新年改良赋，步青不到步云忙(林步青林步云皆以擅唱滩簧得名)”，说明著名演员也会在此场合加盟演出，《上海社会之现象·夜花园之滩簧》(19号－7页)则图绘其本体传播之具体状态。由此可见，彼时花园的戏剧传播虽然表演形制、表演内容等不算正式，也没有前二者规模之大，但也较为常见，与普通市民的距离也更为接近。

　　对于青楼妓院而言，戏剧表演乃是传统项目，元代《青楼集》中就记载了多名以演剧见长的女伎，随着演剧职业化的发展，明清以后优、妓合一的现象虽有减少，但戏剧清唱仍然是青楼行业的素质要求之一。《南京曲院之现象·初为霓裳后六么》(320号－7页)称南京妓院“凡有生客至院猎艳，各妓俱须出外招待，……能唱者必试唱数句，其间北调南腔，夹杂殊甚”。可见彼时对于妓女而言，唱曲仍然是基本技能之一；《上海社会之现象·妓院教雏妓演戏之残酷》(124号－7页)列举两个恶老鸨迫幼妓学戏之劣行，其中所谓善教演唱的“宝树胡同谢姓妓院”则后来成立“谢家班”(实亦一髦儿戏班)，并培养了较早扬名的坤班女艺人谢湘娥，[4]同时又说：“今沪上髦儿戏盛行，妓家亦竞以雇乌师教幼妓演唱为事”，可见职业演剧与妓院唱戏之间的互动关系。《图画日报》主要描述了妓女从事戏剧本体传播的两种方式。其一，唱曲，《上海曲院之现象·夜半月高弦索鸣》(238号－7页)介绍了妓院清唱戏剧的时间(“夜分”)、方式(“乌师弦索伴奏”)、戏剧样式(“西皮、二黄、梆子”)，基本说明了其传播的概况：其二，串戏。串戏即为粉墨装扮、登台演剧，自演剧职业化之后，因其技术要求较高，近代妓女很少串戏。《上海曲院之现象·我侬试舞尔侬看》(251号－7页)记载：“沪妓自林黛玉、花四宝等，以唱戏月得包银甚巨后，纷纷皆学串戏，冀步林妓等之后尘，于是胡家宅群仙女戏园每月必有客串登台奏技，虽生旦净丑不一，然究以生旦为多。”说明上海曾经一度有妓女串戏之风习。《上海鳞爪·翁悔倩沿街卖唱》亦云“三十年前，翁在安康里为妓,……后在四马路胡家宅群仙髦儿戏馆唱戏，饰须生一角，颇得顾曲家赏识”，[8]亦可为之佐证。《海上繁花梦》[9]后集第十回《轧热闹梨园串戏》即描述了这一现象，提及的剧目有《海潮珠》、《目连救母》、《李陵碑》、《富春楼》，并点明唱《富春楼》者是“梆子花旦”，鉴于妓女清唱以京剧、乱弹为主，故串戏时大半也是演出此类剧目。

　　同时，《图画日报》也没有忽略乡村田野的戏剧本体传播。其《船户赛灯之怪状》(195号－11页)、《奸夫被刺》(348号－6页)、《演戏与肇祸相终始》(18号－10页)、《上海之建筑，金龙四大王庙》(132号－2页)诸篇主要以船户、乡民为关照对象，集中说明了其戏剧传播的组织方式(“集资”)、演出时机(“迎神赛会”、“赛灯”)、剧目类型(“《四老爷打面缸》”、“《荡湖船》等淫秽杂剧”)、装扮方式(“红顶花翎、反穿皮褂”等)、受传环境(“夺班”、“攒殴”)、传播结果(“严禁”、“拘拿”)等传播过程的诸环节，从中可以略知近代乡村民间戏剧本体传播之概貌。

　　除此而外，零散的戏剧传播亦不胜枚举，《财政官高唱秦琼卖马》(221号－11页)写官员饮宴而唱京剧，《官场耶？戏场耶？》(98号－10页)写淮安府办事所夜晚伴奏唱“大小歌曲”，《书场与学堂之关系》(130号－10页)写松江自龙潭寺寺庙、学堂、书场并存之情状，不一而足。就此而言，《图画日报》实际上全方位展示了当时戏剧本体传播的空间分布与传播方式，形象地绘就了一幅戏剧本体传播的社会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