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转型与学科建设思考

　　【作者简介】谭霈生　中央戏剧学院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和大家谈谈戏剧学科建设的问题，我感到很高兴。

　　这30年各行各业的进步与发展有目共睹。如果谈到戏剧，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演出实践都有很大的发展。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就戏剧学科来说是这样，就我个人来说也是如此。说起这30年来，大家的话题很多，但每个人对戏剧事业的感受不一样，领导者有领导的感受，搞创作实践的有创作实践的感受，搞学术研究的有研究的感受，每个人纪念的角度也就不一样。那么我从学科建设这个角度谈谈这30年。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从一个话题谈起。

　　中国戏剧走到今天，我有一个看法：我觉得中国戏剧现在正进入转型期。我说转型期，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就是戏剧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在开始转型，由国家全包、国家包办向市场文化、文化市场转型。另一方面是戏剧本体定位的转型，就是把戏剧作为宣传教育工具向戏剧艺术的本体转型。有人看法可能不一致，说你这样讲太乐观了，要说转型的话，差得远呢！那么我可以换一个说法，历史要求中国戏剧转型，就是进入转型期，转型是历史对中国戏剧的一种潜在要求。至于转成什么样，能不能转好，在于我们怎么做。这个转型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中国戏剧一直是以宣传教育为己任，现在历史要求你完成自己的职责。你作为艺术，不要老为别人帮忙，你自己有没有自己的职责？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戏剧人面对的，也是世界戏剧人面对的。有一位当代最著名的剧作家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如果戏剧只能给政治、宗教、哲学、儿童教育等等派用场，你不管起的作用怎么样，你自身的职责何在呢？戏剧是不是只能给别人作助手？如果是这样的话，戏剧早晚有一天生命终结，人家不需要你。但是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人类的心智、才能、才华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科学，一个是艺术，两者不能取代。科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艺术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两个空间构成人类整个的才智、才华、能力，缺一不可。所以说戏剧的转型一直是这30年戏剧人追求的东西。但是这并非所有人的自觉，阻力也很大。

　　如果对这30年戏剧艺术发展作一个评估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在艰难的探索中曲折地前进，朝着转型的方向发展。

　　回顾中国戏剧改革开放30年，其开端是一个辉煌期，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讲，当时戏剧是走在文学艺术各种样式的前面，那就是1979、1980那两年。繁荣期的代表性作品是问题剧，如《报春花》《未来在召唤》《血，总是热的》《权与法》等等戏剧作品提出各种各样尖锐的社会问题。当时由于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中国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每一个问题都牵涉到中国的命运，剧作家朝这个方向集中了自己的才华，这些问题剧使中国戏剧在结束“四人帮”统治之后很快造成一个热点，超越了文学艺术的其他行业。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反思，那么这个繁荣期是继承中国戏剧传统的繁荣期，这个传统就是问题剧的传统。

　　问题剧的传统从中国戏剧早期开始，一直贯穿中国戏剧史。当年胡适先生引进外国戏剧的时候选中了易卜生，他说：“我所看中的易卜生不是作为作剧家的易卜生，而是作为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他说中国需要的戏剧就是问题剧。问题剧是什么呢？就是说明社会问题的剧，讨论社会问题的剧。他们那代人认为中国戏曲不行，完不成为革命做舆论的任务，所以把西方戏剧引进来，引进来的目的就是为他们的社会改良服务，所以当时我们写的第一批剧就是问题剧。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中国戏剧界评价最高的一个剧作家是曹禺，有人说，没有曹禺中国戏剧史就很难写，可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戏剧创作所继承的不是曹禺的传统，而是问题剧的传统。新时期戏剧还是继承了问题剧的传统。这个传统要求剧作家紧跟时代，具有政治敏感，以一个社会革命家、社会改革家的身份进行创作，而忽视了对艺术敏感的要求。

　　有一件事情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那是1961年，戏剧创作演出极度繁荣，我读了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大会上的发言，给我很大的震惊，大意是这样的：他说我们的文艺作品很多，质量不高；我们的文艺队伍很大，水平不高；在各种文学艺术当中，话剧更是落后，话剧已经不被人接受，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讲艺术规律。

　　作为一个戏剧人，我们是搞艺术的，不讲艺术规律，还需要开明的中央领导人来提醒这个问题，那我们是干什么的？但是当时没有反响！而且一直到后来也没有反响！在纪念话剧百年时，对五六十年代的作品评价最高，周恩来总理那时候已经提醒了。

　　所谓问题剧，它着眼点就是政治，就是社会问题而不是艺术。在新时期我们第一次因此吃了苦头，就是戏剧危机，观众不看了。你跟观众交流政治，用社会问题跟观众交流，观众有观众的想法。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剧院院长跟我谈，他们在演出反对不正之风的《谁是强者》时，单位发票，放假半天。演出刚开始，观众就哗哗往外走，有人建议赶紧锁上大门。我问院长当时的心情，他说，我当时要是把大门锁上把人留下的话，那我算什么呀？我当时的感觉是有地缝就想钻进去。《谁是强者》反对的是一个科长，大家说你反对不正之风就反一个科长，哄谁呀？！

　　戏剧危机之后，中国戏剧开始了探索之路。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探索，这个探索之路相当艰难。艰难来自多方面，一个是体制问题。我们的戏剧管理体制恐怕问题还是很大的，需要彻底研究。还有一个环境的问题。这些年虽然不断改革开放，但是诸如某些思想领域的大批判，也给大家造成阻力。除此之外，就是我们戏剧人自己的阻力。我们今天要谈戏剧学科建设，恐怕大家应该意识到这一点，集中所有研究力量推动戏剧的转型，使这个转型期比较顺利地实现，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戏剧学的建设从1980年代以后大大地发展了，但是问题也很多。我们的戏剧学学科建设是从对国外现当代戏剧理论和实践的介绍开始的，这些理论和实践打开了戏剧人的眼界，我们开始探索。中国戏剧的探索，包括戏剧和戏曲，大概朝着两个方向，一个是形式更新，一个是内在意义的深化。这两个方面构成转型的总方向。戏剧理论的发展方向也是相同的。但是理论有时起推动作用，有时不起作用。我们每年发表的著作、论文数目都不少，但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呢？有人讲中国学术现在最缺失的是批判意识。这样讲呢，我听着就不舒服。如果说中国学术缺少批判意识，对批判要看怎么说。一直到今天，批判意识也不少，而且有些就来自学术界，但这个批判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我觉得中国学术缺少的是反思意识。反思意识包括自省。有一位哲学家说过的话，我一直作为座右铭的，他说人如果不进行反思的话，就没有未来，这绝对是真理。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部门是这样，一个人也这是这样。中国30年经济腾飞以什么为基础？就以这个深刻、痛苦的反思为基础的，戏剧界最缺少这种反思精神。百年纪念为百年唱赞歌，30年纪念为30年唱赞歌，今年是开国60年，又是一批赞歌，肯定是这样。如果我们认为过去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无须进步了，这么做就完美了，那就没有明天。我们现在缺少反思精神是各个方面的。比如说，我们前几年老这么讲，中国戏剧之所以老发生危机，跌入低谷，原因在政府支持的力度不够。这话确实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这样的，这几年政府对戏剧的投入是越来越多，“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投入的人力物力那么大，直到今天还是精品难求。大家公认戏剧创作实践首先缺好的剧本，有的剧院说，我现在不养剧作家，我宁愿用很高的代价买剧本，他们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几十万买一个剧本却买不到，没有好剧本，为什么？我们精品工程的运作方式，不符合艺术生产的规律。剧本是人写的，我们的剧作家缺失什么，这个问题你不考虑，精品工程投入再多，恐怕精品还是难求。剧作家缺什么？有人说我们的想象力被政治环境扼制了，现在没这个问题。有人说写东西的清规戒律太多，现在也好多了。到底缺什么？现在我们剧作家的那种转型意识完成没有？如果转型意识没有完成，出精品就很难。比如还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戏剧（包括戏曲）界，如何理解“戏剧”这个概念？我们剧作家到底怎么看它？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反思的，30多年来，我们出版了很多戏剧史，都是运动史的写法，把戏剧运动作为主体。评价剧目也是运动史的眼光，不看它的艺术水准，而看它为社会政治服务起到的作用怎么样。现在缺少中国戏剧艺术史，不光是文学，还包括舞台艺术。此外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恐怕是戏剧史要重写，对中国戏剧史上的作家、作品完全重新评价，对戏剧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现象要完全重新评价。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作品以及国外的经典作品有很多误读。从胡适先生开始，把易卜生不是作为一个剧作家，而是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来读他的作品，这就是误读。而这个误读的传统很深厚，一直到今天。比如说，我们没有读懂曹禺。我听说有国外学者认为《雷雨》没有什么东西，你问他为什么，你看了吗？他说读了中国的几部戏剧史对曹禺的介绍。如果我们不读曹禺原著的话，只读戏剧史对他的评价，我们恐怕也不爱曹禺的作品——那些评价把一部好作品可以评价到没什么优长。所以对曹禺要重新评价，对田汉、郭老，对很多剧作家要重新评价。因为如果我们把曹禺的作品纳入问题剧模式的话，曹禺作品就毫无价值。我记得当《报春花》那批戏演得正红火时，曹禺先生发了一篇文章，他说问题剧不是戏剧，可见他绝对不承认他自己的作品是问题剧，那完全是别人强加给他的。

　　我们戏剧理论研究也需要反思。30年来，一个问题就是基础理论研究薄弱，而且被忽视。这一点恐怕不是戏剧学科孤立的问题，中国的学术最近几年大概普遍缺失的就是基础理论研究，这是指学科本体问题。我记得国家评第一批戏剧理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时候，我和国家纪委的一位领导人交换意见，我说现在中央干吗搞这个？他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主要评的是各学科搞基础理论的，因为有人提醒中央，现在我们甩开膀子搞实践有一个危险，如果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实践出了问题，你都不知道这问题出在哪。所以要评出一批搞基础理论的专家，给他们解决一点后顾之忧，让他们静下心来，追逐各自学科最先进的基础理论动向。可是这个政策没起作用，学术界普遍轻视的还是基础理论。现在的戏剧理论研究，比较多的是搞交叉学科研究的。交叉学科也很重要，比如说戏剧人类学、戏剧文化学、戏剧心理学、戏剧社会学都值得研究，但是这些交叉学科的研究，如果缺乏戏剧本体研究能深入下去吗？大概这30年来，我们提倡前沿学科研究，提倡交叉学科研究，但是提倡过分了，就忽视了基础，这样出了问题不知道出在哪，而且有些问题根本不能认识。比如戏剧界出现了许多新的演出，如先锋派等，大家对此意见不一，如果戏剧基础理论弄不清的话，你怎么说它都行。有人说过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容易保守，我不这么看，基础理论也在发展中，你要能跟得上世界最先进的最前沿的理论。对于戏剧学基础理论，我们基本上还是冲突论，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但是世界戏剧基础理论早已把这个观点否定了。我们现在从国外接受了很多新的东西，每个人到国外，都把他自己最有兴趣的那些东西引进来，当作国外最先进的东西来介绍，我发现实际上他介绍的东西并不是那个国度今天最好的东西。那我们怎么分辨它？这需要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持。我希望有一批特别是年青的搞学术的能够对基础理论研究增加一些兴趣。但是我顺便说一句，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搞基础理念研究的必须要经受考验，自甘寂寞。因为基础理论研究不大容易见成果，容易见成果还是那些交叉学科等等一些新的命题。还有一点，就是对国外引进来的一些新的思潮，我们没有下功夫研究，比如后现代主义什么意思，我们一知半解，就把它当作真理，拿来介绍，没有人真正下功夫研究。还有荒诞派、表现主义戏剧到底什么意思？再举一个例子，表演学派的问题，我们现在认准一个流派就属于它了，不是表现派就是体验派。过去是体验派一统天下，现在更多人倾向于表现派，可是就很少有人研究一下，这两个流派有一些对立的主张，还有没有一致的东西？各自有没有偏激的东西？比如说体验派对表现派的看法，说表现派只注重于形式，根本不讲体验，所以表演都是形式；表现派说呢，体验派是内心演员，根本不讲技巧。对吗？体验派不讲技巧吗？表现派不讲体验，一点不讲吗？那么表演艺术在不同的流派背后统一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包括我们戏曲表演，戏曲表演的本质是什么？也需要研究。

　　今天不可能全面和大家交流，我说这些话只是谈到我最近考虑比较多的几个问题。我们希望戏剧学学科建设能够有大的发展，能够为戏剧转型做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最后对这个转型期。我再补充几句，这几年我有几个体会，一个就是我们戏剧的待遇问题。前两年我参加比较多的活动就是关于高校的一轮新课程的教材编订工作，具体就是公共艺术课的教材编订，公共艺术课要作为综合大学非艺术类本科生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后来经过研究把公共艺术课改成八门艺术鉴赏课，听说有音乐、美术、戏剧等。我问有关领导为什么要开这门艺术鉴赏课，他说我们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人格应该是健全的，没有艺术鉴赏力的人格是不健全的。特别是理工科学生，专业教学越深入，艺术鉴赏力丢失的可能越多，所以必须把它作为一门课程补上。这给我一个启示，在高等教育当中，我们国家已经不把艺术作为宣传的工具，而是作为艺术鉴赏的对象，它承担着自己的任务，戏剧在高等教育中已经转型。还有一点，前两年中央提出来“以人为本”，我不知道大家考虑没有，我觉得“以人为本”这口号本来是戏剧界的口号，戏剧界一向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我们没有提，中央提出来了，而且中央提出来以后，戏剧界没有反应。所谓“以人为本”什么意思？戏剧艺术应该以人为对象，以人自身为目的，这就涉及到戏剧的本体，而且这个对象、这个目的有自己特殊的东西。我再补充一句，我们剧作家过去老讲，生活经历要超过别人，你剧作家的生活经历要超过别人，你能超到哪去？一个人的经历是很有限的，剧作家最需要的，最考验他的能力的，跟他的能力关系最密切的是生活经历吗？我重读易卜生，易卜生在他的文章中几次强调一个问题，他说我写的东西不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但是有一点，都是我切身体验过的。情感体验的广度与深度，我们的戏剧创作现在最缺的不就是这点吗？我看了一些电视剧，那些作家对情感的体验，还不如一般的人，那怎么行？类似这样的问题都需要重新研究。

　　回顾30年，当然对我们的鼓舞很大，鞭策也很大，我觉得我们最应该做的还是反思这30年我们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怎么补上它，怎么继续把它做好。作为戏剧学科的一个老教员，希望以这点和大家交流一下，和大家共勉。

　　（本文系根据谭霈生先生2009年1月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管理培训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经本人同意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