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至5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陕西省文化厅联合主办、陕西省艺术研究所承办的“21世纪中国戏曲发展论坛”，是专门针对近年来全国戏曲创作现状和21世纪中国戏曲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的专题研讨。包括台湾在内的25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60余人参加了讨论。
戏曲艺术有无“风格”“流派”？
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邹元江认为，“风格”“流派”“无腔不学谭”“十净九裘”“十旦九荀”，这些都是文艺界非常熟悉的说法，甚至是许多人孜孜以求的。但谭鑫培的美学精神，以及极大受到谭鑫培影响的梅兰芳等大艺术家，都是彻底否定这一切的。所谓追求风格即以追求艺术特征有确定性、可言说性为目的。也正是在画地为牢、自我限制中才见出“风格”的所谓特点的。不能超越自己，就试图尽快形成单一的风格，以求得社会的认可，因此，风格就成了凝固化的特点和稳定的个性。而真正的艺术创造恰恰是非凝固、非确定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贾志刚则认为，戏曲的流派比较强调共同点，而不是单纯地强调个性，这与中华民族的整体艺术特征是有关联的。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与西方的思维模式有本质区别，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注重整体综合，以模糊化为特征，而西方的思维模式注重定性、定量，以精确为第一要义。按照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戏曲长期的艺术实践，证明了戏曲是有流派、有风格的，而它的流派是以创立这个流派的创始人命名的，这就是中国特色。
戏曲是回到农村，还是占领城市？
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徐宏图对戏剧的生存与庙会的关系做了大量的调查，他认为，戏剧以庙会为载体而获得生存与发展，反之，庙会又借戏剧以娱神，在满足人们信仰意愿的同时，实现商品交流与文化娱乐的目的。千百年来，中国的戏剧就是这样紧紧地与庙会结合在一起。如今，庙会又成了繁荣区域经济的重要渠道，而吸引四方来客、激活物资交流的“媒介”，仍是戏班演出的庙会戏。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农村戏剧的生存与发展依然离不开庙会。他还举出实证，目前，浙江有500多个民间业余剧团，日子都很好过，仅台州地区一年就演了3万多场，其中很大部分是庙会戏。由于庙会要请名班、高水平的演出，剧团之间竞争也很激烈，必须在剧目的创新与演技的完美上下功夫，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农村戏剧向更高层次发展。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创作中心主任、研究员杨云峰以陕西周至剧团常年下乡，一年收入五六十万元为例，提出戏曲的文化消费相当程度在农村。
然而，有人提出，戏曲中约有60%的名演员是达官贵人捧起来的，说明戏曲在城市立足相当重要，戏曲要生存既要回到民间，同时还要占领城市。
台湾大学知名学者曾永义说，台湾现在几乎没有农村了，如果在庙会里唱戏，只有神和几个小孩在观演。他认为戏曲如果不进入艺术殿堂的话，难以生存和发展。
中国式悲剧与西方悲剧有无可比性？
陕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联络部主任、研究员常智奇谈到中国的悲剧精神是通过三种范式表现出来的：“杞人忧天式”“精卫填海式”“愚公移山式”。中国的悲剧把人引向入世，西方的悲剧把人引向出世，走向宗教的殿堂。西方的悲剧精神强调个体生命感受，中国的悲剧精神强调个体拯救社会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西方的悲剧重在描写英雄性格的毁灭，给人提供足够的哲学——美的启示；中国的悲剧重在描写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不死，给人提供足够的社会——伦理的教育。
研究员杨云峰对此认为，中国悲剧是以高台教化的艺术效果，强调现实世界的彼岸性，这是由中国戏曲的现实精神和它的大众通俗文化品格所决定的。西方悲剧是以上流社会乃至天国世界的事件作为悲剧的起因，以人物的性格在“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中揭示的性格悲剧，它关注于人情、人性乃至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命题。中国戏曲的悲剧更多的是由其“中和”之至的哲学品格，决定其必然在寻求“平和”“中庸”，因而更关注于普通人的命运，是典型的命运悲剧。中西戏剧中的悲剧精神本质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品格决定了它是平民式的思维和大众化、济苍生的人生感悟，与西方悲剧的“杞人忧天”和作哲学式的人生思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
(摘自 《中国文化报》)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