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梅兰芳有50年的交情，在一间屋中，共同用功工作也有20几年之久，对于他的性情品行，我知道得相当清楚。之所以清楚，不止因为相处甚久，而且也曾经详细留神，严格审察过。为什么要这样详细审察呢?这无妨联带谈几句。吾国社会中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再前不必谈，明清两朝，几百年的风俗，凡是正人君子，都不肯与戏界人来往--尤不敢与唱旦角的熟识，免招物议。所有与戏界来往者，都是纨绔子弟。倘某人与他们稍为亲近，则亲戚本家，便可与某人断绝来往。一直到宣统年间，这种思想，还仍然存在，也无怪其然。因为明清两朝的法律，凡唱戏人的子弟，不但不许作官，且三辈不准考秀才。彼时不许考的人，不止唱戏的，还很有几类，如衙役、妓女、剃头师傅等等都不许考。其实这并不新鲜，隋文帝十六年定制，工商不得仕进，此见过正史的。不过是朝廷待他们如此，就无怪社会鄙视他们了。我虽不以这种制度情形为然，但亦不愿冒众人之不韪，所以最初与戏界人来往，尤其旦角，也非常小心，此我所以对梅要详细审察之原因也。所以我在宣统二年，就认识他，但无来往，只是看了他的戏，给他写信，发表我的意见，大致总是说，该戏演的某处好，某处不对，应该怎样演法等等的这些话。最初写信，不过好玩的性质，他彼时已很有名，对于我这一位不十分相熟的外行的信，不见得能够重视。没想到下一次再演，我又去看，他完全照我写的改过来了。这一来，把我的兴趣，引起来了。以后写过七八十封信，他还都保存着。有一部分，粘在册上，存于国剧学会。
我自民国二年以后，便天天到他家去，然不过谈谈旧戏的规矩情形，没有给他编过戏，意思就是我要看一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演戏的天才，自是很高，然倘人格不够高尚，也值不得帮忙。因有两三年以上的功夫，所以察看得很清楚，不但他本人，连他的家庭也都很好。从前社会中的议论，大多数的人，都疑惑戏界家庭不够高尚，其实我同戏界家庭有来往的很多，看他们都很安闲清洁，绝对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种情形，不止梅兰芳一家。若说戏界有不够高尚的人，自然也难免，但哪一界没有呢?在那个时期，恐怕政界的人，不高尚的，比戏界人还多的多。自此之后，我才决定帮他的忙。最初替他编了一出《牢狱鸳鸯》，一演而红。又编了出《嫦娥奔月》，不但替他设法创制古装，且为他安排了舞的身段，因为既创出古装，就一定要编几出《红楼梦》的戏。第一出即《黛玉葬花》。这两出戏，一因是古装，二因有舞，于是大红而特红，每次演唱，必卖满座，其实叫座能力所以那样大者，固然因为是新戏，也确是他本人叫座能力特别大。只这两出戏，每次到上海就赚了三万多元钱。一次我二人闲谈，他颇有想送我一笔款报答我之意。我说：您不必动这种脑思，向来外界人对于戏界人，约分两种，一是在戏界人身上花钱的，一是花戏界人钱的，我们二人，是道义交，我不给您钱，也不要您的钱，只是凭精神力气帮您点忙而已。后来又有一次，他同我说，我的声名，可以说是您一个人给捧起来的。我说，话不是这样说法，编几出新戏，固然于您很有益处，但仍是靠您自己的艺术能力。比方一样的一出戏，您演出去，就可以卖一块钱一张票，倘是我自己扮上，上台一演，恐怕两个铜板也没有人来看。再说，您出名，我固然有点力量，可是我的声名，也蒙您给带起来，所以现在知道您的人，大多数都知道我，如此说来，我也应谢谢您。他说，那也不然，您出名是有您的著作，对于社会的贡献，于我没有什么相干。以上乃我们平常谈话的一些情形。
梅兰芳的艺术，人人知之，且谈者已多，此处不必再赘，所以只谈他之为人。他之为人不但谦和，且极讲信用而仁慈，又自爱而讲气节。兹在下边大略谈谈。 他讲信用的地方很多，最浅显最常见的，是演义务戏。北平的风气，为办慈善事业或学校等等，常常找戏界人演义务戏，演员无报酬，又可以卖大价，倘办得好，颇能赚钱。不过戏界人，虽明处是不要钱，但他开帐时，场面、跟包、配角等等，所开之价，总比平常加倍还多，暗中自然就把主角应得之数，开在帐里了。就是主角不是自动如此，他的办事人，也要这样作。因此闹得开支很多，赚钱有限，且有赔钱而很狼狈的。这种情形，戏界人人知之，常当戏提调之人也都知道，此外知道的人，就很少了。梅则不如此，规模太小之义务戏他不演，他既答应演义务戏，则一文不要，自己跟包人，自己给钱，其余配角，由义务办事人自己接洽，以昭信用。以上这段话，并非讥讽他人，其实我就不赞成白找人家演义务戏，我的思想是，戏界人之艺术，也是花钱学来的，如同店铺的货物一样，白找人家演戏，就与白搬人家的货物一样，自然倘遇重要事情，则另当别论。所以几十年中，没有找兰芳白演过戏，只有一次，是蔡孑民(元培)、李石曾两先生创办中法大学，曾由我约梅演过一次义务戏，就是未受分文的报酬。前边所说规模太小之义务戏者，系指办一小学等等，他如果答应这种，则他一年之中，只能专演义务，无法再演买卖戏，因为求他之人太多，且有许多借端图利之人，所以无法答应也。至于大规模或本戏界之义务戏，则他永远站在前边，盖民国六七年后，老辈如谭鑫培等去世之后，叫座能力以梅居首，所以他永远倡头举办。他到上海之后，也要赶回北平出演，后几年不能回平，他便在上海约各角合演，所得之款，一半给上海本界贫人，一半汇寄北平。（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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