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２０世纪戏曲学术史研究

古代戏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２０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近一百年来，经过王国维、吴梅、齐如山、郑振铎、冯沅君、周贻白、任中敏、孙楷第、钱南扬、赵景深、卢前、王季思、黄每勘、郑骞、张庚等一大批学术前辈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为我们留下了十分丰硕的学术成果。只是我们以往的研究，对此缺少系统的梳理与全面的总结。如今正逢世纪之交，回顾与展望已成为学术界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从事古代戏曲研究的同志，亦应把加强２０世纪戏曲学术史的研究，提到研究日程上来。这不只是为了总结先驱者业绩，更是为了启后来者薪传。

在新的世纪里，古代戏曲的研究要真正走出低水平重复的怪圈，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能有所突破，我以为大力加强近现代戏曲学术史的研究，或许是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学术史的研究是以前人的研究为对象，可以说是研究之研究。其基本方式，既是一种学术的淘汰，又是一种学术的积累，它总是以不间断的“减法”来弃置那些陈旧的一般化的材料，保留那些有价值的值得传承的学术资源。而后人的研究工作，便是凭借着前人的这些学术资源来进行的，从而在前人已经构建的学术道路上再往前延伸一步。我们的研究工作一旦离开了前人的学术积累，突破就失去了方向，创新也就没有了基础。尽管时下的学术评论中，创新与突破已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两个词。但说实在的，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是突而不破，似新实旧，往往它们的构架是新的，使用的名词也是新的，但基本观点与主要材料都是在前人的论著中早已出现过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你说它是“暗与理合”也罢，是“学术的回归”也罢，是事物的“螺旋式发展”也罢，反正总是重复劳动，于学术的发展都是无助的。如果今后有更多的同志都来关注学术史的研究，都能认真摸一摸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学术家底，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更好地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真正站在学术的前沿，使我们的研究工作的起点有所提高，使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能成为整个学术接力赛跑中的一棒，而不再是一切重起炉灶。这样，学术工作中的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我想自然就会有所减少。

加强２０世纪戏曲学术史的研究，对于确立良好的学术规范，纠正当前学术工作各种“失范”现象，也能起到正本清源、引导学术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学术规范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为学术共同体认同的原则，有一整套属于技术性层面的研究程序与基本范式，也包含道德性要求。其中虽无多少艰深的学问可言，但要切实做到并非易事。与其为此讲许多道理，我以为还不如从加强学术史研究，提倡向学术前辈学习做起。因为前辈们的许多具有经典意义的论著，都积淀着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也渗透着时代的学术传统与规范，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可宝贵的财富。诚如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辅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未来以轨则也。”我们今天提倡近现代戏曲学术史的研究，正是为了借“大师巨子”的业绩，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未来以轨则也。

开展近现代戏曲学术史的研究，对于有志于从事古代戏曲研究的新一代学人来说，更是提高自身研究素质的有效途径，也是进入戏曲学术殿堂的必不可少的入门阶梯。打开２０世纪戏曲学术史，我们不难看到那些学术前辈们的身上总有一种共同的、很值得探讨很值得珍视的东西，时时启示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比如他们那种既专注于学术研究，又能保持一种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人间情怀的人生态度；他们那种甘于清贫，甘于寂寞，不趋时、不媚俗的治学精神；他们那种学贯中西，淹博古今的知识结构；他们那种无证不立论、孤证不定论的治学原则；以及他们那种不囿成说、锐意创新的学术追求。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通向治学最高境界的必备条件。对于每一个立志攀登曲学研究学术高峰的年轻学人来说，２０世纪戏曲学术史确是一部最具有示范意义、也最具有感召力的生动教材。（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齐森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