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李多奎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爽朗健谈、心胸宽广、善良活跃、疼爱子女又严于管教、在艺术上善于博采众长的人。要想完整全面地回忆父亲，就要从我儿时的点滴小事说起。
先说说父亲的“严肃”的一面吧！
小时候我和弟弟调皮时谁也管不了，但只要父亲咳嗽一声，我们就全老实了。一次我捅了娄子，父亲很生气，拿起扫坑笤帚要打我，我赶紧跑到后院小楼，躲在大铁床的紧里边，这时，母亲、姑妈全跑上来拦阻父亲，这顿打算没挨上，但把我吓得够呛。后来，姑妈对我说：你爸爸不会真打你，那是吓唬你呢！还给我举例说：你小时候娇得不得了，他每天晚上都削好一盘水果放在你枕头旁边，你夜里醒了也不睁眼，抬手拿起水果放在嘴里就又睡着了。有一次忘记放了，你醒了什么也没模着，坐起来就哭，我赶紧把你抱到你爸爸屋里，他也起来了，哄着你吃了两块，又把果盘放在你枕头边上，你才睡了。
我小时候爱养蛐蛐。师哥李志君见我有如此爱好，就常送来一些好蛐蛐，我高兴得不得了，每天下午在廊子下边喂蛐蛐。父亲怕荒废我的学业，一天在屋里故意和母亲说：“别叫他学戏了，叫他卖蛐蛐吧！”声音虽然不大，但我如奉“圣命”！第二天赶紧叫师哥把心爱的蛐蛐拿走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看小说，父亲走过来严肃地说：“看什么书呢？拿来我瞧瞧！”我赶紧把书递过去，父亲一看是武侠小说，说：“看这书干什么？拿贼去呀！”当时我就意识到这是怕我看色情小说。平时看来，父亲在家里任事不管，但对这些关系孩子成长的细微小事却一点儿也不放过。
说起“拿贼”，不是没来由的。1949年年初，北京刚解放不久，我家后院小楼上被偷盗一空。除了几袋大米白面外，最值钱的是两盒翡翠螃蟹，1盒12只，各有铜钱大小，各式各样，各种颜色，此外还有不少名人字画和贵重衣物。父亲回忆说，当天夜里他听见有动静，就问母亲猫在屋里吗？母亲说：没有。父亲说：你妈没经验，夜里问猫是不是在屋里准是有事儿，就是没在也得说在。小偷一听有人惊醒就跑了。第二天早上我上楼一看，箱子盖儿全敞着，柜门儿也开着，全空了，当时我的腿就软了，一把抓住门框，差点儿没坐下。后来一想，这些东西全是自个儿挣来的，以后再挣去呗！可见父亲的心胸多么宽广。
父亲豁达善良，从无贫富贵贱之分，略举两例以说明。我外祖父去世早，他有个“外家”老伴无子无女。一天来到我家，说是一个人住在城外无依无靠，上家讨口饭吃。当时母亲有点为难，就和父亲商量。母亲说：“她来吃两顿饭倒没什么，可孩子管她叫什么呀？”父亲毫不迟疑：“叫姥姥哇！”从此，这位姥姥就早来晚走，好吃好喝地在家呆一天。父亲知道姥姥爱喝两盅，就每顿饭叫母亲给她倒上一壶酒。我记得当时她老人家可高兴了。一喝酒话就特别多，父亲陪她说话，她总是：“多奎、多奎”地叫着，当时我还真怕父亲不愿听呢！可是父亲总乐呵呵的。
还有个亲戚是我表大爷，小名儿叫召儿，我们都管他叫召儿大爷。他会唱乡下小调：“葱丝儿，姜丝儿，胡萝卜丝儿……”。有段时间他也常来。他一来，姐姐就磨着他唱两段，还给他抹上胭脂，打上口红，系上花头巾。召儿大爷特随和特老实，扮上就连扭带跳地唱起来，父亲就站在廊子上哈哈大笑。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父亲最爽朗最开心的笑声了。每次唱完一段，姐姐总要他接着唱，父亲就该发话了：“别缠着你召儿大爷了！来，召儿哥进屋喝茶吧。”唱完茶吃完饭还要给些零花钱，召儿大爷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更有甚者，我和邻居小孩儿去捡煤核儿父亲也不拦着。那时我们住在鞭子巷头条，临近的几家街坊没什么富裕人家，尤其是隔壁一家6个孩子，大人虽是个文墨人，但没有工作。我放了学就和他们一起玩儿。那时管穷人家的孩子都叫“野孩子”。一般教育子女都爱说：别和野孩子玩儿。可我从没听父母这样说过。一天他们照样去捡煤核儿，我非要跟着，他们就给我一个破筐子，一个小搂子。到了一个大宅门里，正好人家后院有一大堆垃圾，叫我们给清出去，这下可闹着了，整整清了一下午才清干净，每人筐里装满了煤核儿，人家还给了3块钱。我们去了6个人，每人分了5毛。我拿着5毛钱去看了十几本小人书，吃了两根冰棍儿还剩下两毛多，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到家母亲一看我满身是土，问我去哪儿了？我只能实话实说，母亲听完后说：“你分人家5毛钱干吗？”父亲也从屋里出来：“给他5毛钱，叫他给人家送去，连剩下的也给人家。以后因人家捡煤核儿可以，但不许分人家的钱！”
每到年三十晚上，常有不少穷人家的孩子拿着印好的“财神”到门外喊：“送财神爷来了”。家里人就赶紧出去接“财神”，父亲总叮嘱：多给点儿。可见父亲对穷人是什么感情了。
说到子女学戏，父亲是极力反对的。姐姐维茵从小酷爱父亲的艺术。父亲高兴时也给她说几句，可就是反对她干这个。姐姐就偷着学。那时周文贵三叔每天来家给父亲吊嗓子，姐姐就在外屋用心听，小声跟着唱。每当屋里一说：文贵，受累了，就说明吊完了。姐姐就趁机进去叫三叔给吊两段。姐姐的嗓音、劲头、韵味特像父亲，但始终没有从事专业。
我学戏伊始父亲也不同意。我小时候是1到10月就开始咳嗽，非到第二年开春儿才能好。父亲说：这哪儿成啊，赶明儿一到秋凉就歇工，这一冬天就甭唱了！可我不死心。
1951年我小学毕业，正好中国戏校招生，我偷偷报了名，可又怕考不上，就没去考。第二天，刘子元师哥到我家，进门就嚷嚷：“小弟呢？师弟呢？”父亲问：“怎么了？”“他报了名怎么没去考呀？”我赶紧进屋：“我怕考不上。”“我把老师都留那儿了，等了你半小时，师哥是主考，你还能考不上？”接着又对父亲说：“您就让师弟干这个吧！我看他成！”父亲说：“先叫他喊喊嗓子再说！”于是我每天早上5点钟就去天坛喊嗓子。没想到这次都“封河”了，我还没咳嗽。父亲就叫世庆大哥(叔伯哥哥)给我找个老师。世庆大哥看我的模样说：“学小生吧。”父亲同意了。就找了朱少云先生教我。从此我每天早上到天坛喊嗓子练功。其间，侯喜瑞先也常到天坛遛弯儿，给我说了不少把子和起霸。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说：这太难得了，你要用心学。
1952年，陈盛泰先生又给我说了一年多的戏。后来陈先生学校功课太忙，没时间教了。父亲说：“这时候哪能在家闲着？你自己找个先生吧！”一天，我去看《群英会·借东风》，其中的周瑜是茹富华先生扮演的。当时我感觉茹先生的艺术无一处不规范，无一处不细致。我回家便和父亲说了，父亲很满意地说：“嗯，还有点儿眼力。”正起上罗世保大哥在我家，听我一说，他马上说：“这好办，明儿就给你说去。”第二天茹先生来到家里，很高兴地答应了。茹先生对父亲说：“二哥，您甭管了，把孩子交给我吧！”从此，我就潜心学习，刻苦练劝。只几个月，茹先生就把我这个“生虎子”扒拉出点儿模样来了。
1956年，我加入荀慧生京剧团，父亲叮嘱我：好好用功，别拉帮结派的。当时我不懂，为什么单提“拉帮结派”？后来才知道，这是戏班中最大的弊病。1957年“大鸣大放”，我给慧生二叔贴了大字报，因为内容不实，激怒了慧生二叔。过了几天，有人告诉我：你被开除了！我不得不告诉父亲。父亲很生气但没做声。第二天，父亲把茹富华先生请到家，不知老哥俩儿在屋中商量些什么。几天后，慧生二叔派人到家里请父亲去吃饭。下午四五点钟父亲拄着拐杖气哼哼地回来了。我盯着父亲等待“答案”，父亲很生气地说：你在家呆着吧！我想这下没希望了。不想过了几天，团里通知我去上班。我才知道，父亲也会讲“策略”。不然，我又会“有恃无恐”，不去吸取教训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父亲的业余爱好很多。最喜欢玩儿珠宝玉器。高兴时就拿出来一件一件给我们看、给我们讲：这叫什么玉、怎么好法儿，怎么值钱。在我印象中，父亲最喜欢的是一个羊脂玉佛，有拳头大小，雕的是大肚子弥勒佛，真是洁白滋润。还有一串玉件怀表链，是各种小玉件(玉石、玛瑙、翡翠雕成的小玩意儿)组成的。父亲属狗，上面各种玉石的小狗就有三四个，全是父亲逛古玩店买的，然后用金丝串起来的。
父亲喜欢养花，每到春节就叫我去买碧桃、迎春等花卉，总要两盆一对儿的，摆在屋里确实令人心旷神怡。可是花开之后，没多少日子就死了，平时买的时令花也是如此。当时也不知是何原因？现在想起来才明白，父亲那时总在后院里拿着小瓷缸子，一会儿结这盆儿浇点儿水，一会儿结那盆儿浇点儿水，敢情全是水大烂根儿了。此外，父亲还喜欢听音乐，尤其是西洋歌曲。父亲说，你听人家底气多足！音一直从丹田贯到脑门儿，里头就像一条胡同。后来我才理解，父亲听西洋歌曲是在研究他们的发声方法。父亲也跟我讲过“三节音”，就是什么时候用“丹田”、什么时候用“胸腔”、什么时候用“脑腔”，怎样把这三者贯穿起来，所以父亲的很多唱腔都是一气呵成的。父亲在修改、编创《哭灵》、《三进士》等剧的唱腔时，自己在屋里边拉胡琴边哼唱腔，我听见有的腔就是从老生及其它艺术形式中借鉴变化来的。
父亲说，我小时候，你爷爷对我要求可严了。一次，陆五爷(陆彦庭先生，父亲早年的老师兼琴师)结我吊嗓子，那会儿我还学老生哪。吊《辕门斩子》，我当时正在仓门上，嘎调唱不上去，干张嘴没音儿。你爷爷还对陆先生说：拉、拉！你爷爷说话有口音，管“拉”叫la(二声)。我说，别la(二声)了，再la(二声)就流血了。你爷爷就一个大嘴巴，把我从门里打到门外去了！父亲说完哈哈大笑。父亲当时是讲笑话给我听，但言外之意是叫我如何下工夫，怎样刻苦。
若要记述父亲的生活趣事，恐怕再写10篇也写不完。现在该说说“文革”了。1966年8月，当时我正在湖南湘潭京剧团工作。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父亲病重"的电报，连夜赶回北京。进家一看，父亲胎朝里躺在光板儿床上，后背全是紫的，肿起老高，头发也被剃掉了一半儿。母亲躺在另一张光板儿床上，头发也被剃掉了一半儿。当时我就愣住了。只听父亲说了一句：瞧这孩子回来的。意思是：正起上家里遭劫，遇上这种惨像儿(原来是庆爹偷着给我打的电报)。我忙问：怎么回事儿？母亲边哭边对我说：前天下午3点多，突然来了二十多个红卫兵，进门就问：有没有“四旧”，有没有枪。你父亲说：没有“四旧”，没有枪。他们不信就到处乱翻，但什么也没找到。然后就叫我和你爸、你姐姐站到院里，让你爸把上衣脱了，用皮带抽，还把香烟揉碎了往你爸嘴里填，叫吃下去，那哪儿吃得下去呀？他们就用墨水往你父亲嘴里倒，说是“冲冲”。同时几个人用皮带抽我和你姐姐，还把我的头按在水缸里，半天不叫起来，说是让“清醒清醒”。这时一个红卫兵从屋里拿出一条我平时用的免毛围巾，嚷着：这不是四旧吗？于是又用皮带抽。我当时真想一头扎在水缸里死了算了。这时候有人说：他闺女就住在南桥湾，到她家看看藏着什么东西没有？于是几个人就押着你姐姐去了南桥湾。一会儿，拿回来一支小保险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珠宝钻戒。这一下炸窝了：“为什么把值钱的东西藏在闺女家？”你父亲解释说，这是上午叫闺女送到团里的，她还没来得及送。他们当然不信，又是一通猛抽。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抄走了。除了留下一间堂屋外，其它屋子全贴了封条，还叫你爸爸从第二天起扫大街。不想第二天下午，北京京剧团的刘桂欣带着团里的红卫兵来了，找街道交涉：李多奎是我们团里的人，我们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要管也得由我们团里的红卫兵组织管！于是不叫扫街了，把封条也撕了……也确实是父亲的人缘好，“文革”闹得这么凶，团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却没有一张写父亲的，更不用说有政治问题了。
1968年崇文区革委会军代表上家给父亲赔礼道歉，并进行了退赔。但所赔的折价金额不足实物的1％。父亲说：“别的东西倒没什么，就是那个小保险箱里有一支三克拉的钻石戒指，我有点心疼。”军代表说：“您得找个有地位的人出个证明。”父亲想了想对我说：“君秋看见你妈戴过。”军代表说：“那就叫张君秋出个证明吧。”第二天，我陪母亲去找君秋二哥写了个证明，大意是在广州演出时看见二舅妈戴过。第二天我去区革委会交给了军代表。后来又补赔了两干元(按当时的价格，一克拉要六七千元)。所谓“退赔”至此算画了个句号。
不管怎么说，父亲挺过来了，没听他说过什么豪言壮语，“革命的言论”。人被打了，家被抄了，在他心里好像过去就过去了，从没听他埋怨过一句，他也没因此而颓废、耿耿于怀。我想：父亲的心胸太宽阔了，真像大海一样，经得起任何风浪，能行百艘大船！但是通过这次摧残，父亲的高血压病更重了，半身不遂的症状更显著了。他就这样拖了8年，于1974年7月25日21时25分在友谊医院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住院后已不能说话，但在“咽气”前突然大喊一声，特别响亮，震得其他病房的人和医生出来看了半天，不知是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声音……7月30日遗体火化，8月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到会的除了父亲在京的弟子外，还有尚小云、侯喜瑞、陈喜兴、张君秋、梁小鸾、高盛麟、吴素秋、谭元寿、马长礼等失生。
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李派”艺术通过各位师哥师弟、师姐师妹，各位再传弟子和爱好者的共同努力，正在发扬光大。在此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摘自 《中国戏剧》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