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曲艺艺术的整理与保存工作,特别是对传统曲本的记录整理和加工出版工作,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由于“文革”的阻断,这种有计划的抢救工作被打乱了。改革开放以来,有计划地做好曲艺文化的积累与保存工作,包括做好曲艺曲本的整理出版工作,便成为弘扬曲艺文化、繁荣曲艺艺术的最为基础而又切实的工作内容之一。因为,繁荣曲艺不仅需要轰轰烈烈的调演会演和比赛评奖,同时更需要切切实实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和调查研究。所以,当我读到著名的湖北小曲表演艺术家、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何忠华同志主编的《楚韵新曲——湖北省曲艺作品集粹》一书时,便感到格外欣慰。
《楚韵新曲——湖北省曲艺作品集粹》是作为近年来由湖北省曲艺家协会组织编纂的“湖北曲艺丛书”之一种,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洋洋50万言的集子,主要选录了改革开放20年来湖北曲艺曲本创作的最新篇章,集中体现了以历届湖北“百花书会”为代表的艺术交流活动中所涌现出来的全省曲艺创演成就,几乎湖北所拥有的主要曲种形式包括湖北评书、湖北大鼓、湖北小曲、湖北道情、长阳南曲、沔阳渔鼓、监利说鼓子和相声等等,以及近年以来活跃在湖北曲坛上的老中青三代曲艺作家暨表演艺术家包括蒋敬生、夏雨田、何祚欢、董治平、何鸿森、薛永年、李守义、陆鸣、赵卫国等人,以及他们的作品《宫变》、《特别婚礼》、《皮匠之死》、《第九个犯人》、《酒糟鼻子》、《谢天谢地》、《抗洪战歌》、《害人不浅》等等,都在该书的收录之列。全书通过近80位曲本作家所创作的近70篇体裁不同、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的曲艺作品,让我们窥见了湖北曲艺近年创演的琳琅景观,感受到了湖北曲艺家热爱生活、扎根沃土、勤于笔耕、勇于探索的进取精神。举凡历史现实、社会变革,包括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下的世态人心、社会转型的道德碰撞以及发生在湖北大地上折射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与不屈精神的抗洪抢险,在湖北曲艺的曲本作家笔下,都留下了历史印痕;与社会发展、国家昌盛和人民幸福息息相关的历史与社会事象,均成为湖北曲艺创演表现的审美热点。而对于传统曲本的体裁形式,所进行的继承与创新,更是湖北曲艺曲本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方面,对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口头语言所进行的提炼运用,对传统体裁在艺术表现方式上的突破革新,包括说唱相间表演的曲种在“说词”与“唱词”交织运用上的大胆开拓,都使湖北曲艺的曲本创作,能够立足舞台表演而不拘泥于案头的文字;注重对传统的扬弃而不是停留于亦步亦趋。让我们看到了湖北曲艺曲本创作的鲜活态势,看到湖北的曲艺家们为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的辛勤努力。
作为一部曲本集,全书在编排上颇为讲究,除基本上按照篇幅大小和散韵体裁,将入选的作品分成“长篇大书选段”“相声”“评书”和“唱词”等进行归类排列,还附录了自1981年至1999年间,前后八届“百花书会”及全省范围各种曲艺比赛的获奖名单。从而使这部“作品集”又多了一种“史料集”的价值。如果要说还有什么瑕疵,则有两点可供参考:一是关于近年走红的“小品”被选入集尚可商榷。因为“小品”的表演主要属戏剧的范畴,尽管形式相对简便而类似曲艺,却不应当视为曲艺;二是对于作品形式的体裁界定,还可以更规范、更明确些。如“长篇大书”和“评书”的并列可能有着某种重叠。对于曲种的称谓,也可更规范些,如这里的“评书”,当然是指以湖北方音说演的“湖北评书”,如果省略地名冠词,会给域外读者的阅读理解造成困难。这也是曲艺文化进一步传承的现实需要,不能轻心,也不可不察。 (吴文科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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