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菊朋的唱片

言菊朋灌制唱片始于1924年应物克多公司之约，由陈彦衡伴奏、乔玉泉司鼓诸片。
高亭公司1925年之言菊朋片是言氏第二次灌片，按言菊朋1924年因赴奉天张作霖祝寿堂会与陈彦衡失欢。是年秋，上海丹桂第一台托票友周梓章赴京邀角，请言、陈再次合作，并以六千五百元代价促行，其间尚有一插曲，彼时程砚秋亦有得上海某舞台之邀请，闻言、陈将欲南下，即赴陈宅约行期，务求不打对台。可见当时内行外行均未知言陈实已反目。南下之行因陈拒绝而未果，但彦衡亦未说明原因，至1925年2月23日，方有一信给周梓章，陈说原委。而高亭片言氏琴师已换人，故知当在言陈失欢之后，且亦必后于此事之公诸于众，由此则高亭片必在1925年灌录无疑。又，言氏此次灌片之琴师，据上海音像资料馆所存之记录，则为赵仲奎（亦作赵奎仲），庆二当为小名。
1928年元月，言菊朋第三次赴沪，出演于四马路上海舞台，聘孙佐臣操琴。彼时徐慕云主持大中华公司编务，因悯孙佐臣落拓春申，约其灌制胡琴唱片数张，同时并请孙、言合作，灌录《问樵闹府》《法场换子》《捉放曹》各一张。
1929年是言氏灌片最多的一年，相继于开明、高亭、蓓开三家公司灌制了19张半。开明的6张半，琴师仍为赵仲奎，鼓师亦仍为乔玉泉。高亭这一期，言氏有《打金枝》《雁门关》各一张，《鱼藏剑》《天水关》合一张，又与王芸合灌《南天门》一张。琴师换赵济羹，鼓师换了魏惜云（魏三，与乔三同出刘顺门下）。蓓开片场面亦是赵、魏二人，片目则《战北原》《四郎探母》《贺后骂殿》《宫门带》《金水桥》《审潘洪》各一张。并与徐碧云合作《骊珠梦》一张，并为徐之《一二三四本玉堂春》（两张）配蓝袍。言氏早期片以蓓开此期为最好。其中《骂殿》一张尤为风行。言氏此次《审潘洪》有两版，笔者曾至中国唱片厂存放唱片模版库实地查证，乃知当年此片制有铜镍二版，今每版均有一面损坏不复可用，故凡新近所出言氏此片录音，均以各版未坏一面合成，而每版损坏之面恰好各异，亦奇而侥幸事也。又《探母》片亦二版，有一版已坏。此为幕后事，特叙出。
长城公司制片在1930年，其发行在1931年，言菊朋之长城片计《空城计》《应天球》《黑水国》《上天台》各一长，《洪羊洞》《镇潭州》合一张。琴师张长林（赵砚奎弟子，曾为尚小云操琴），鼓师谭长海。
1933年初，蓓开公司第八期唱片发行，言氏有《骂杨广》《珠帘寨》《乔国老讽鲁肃》《卧龙吊孝》各一张。琴师是后为余叔岩吊嗓之王瑞芝，鼓仍是魏三。其中《卧龙吊孝》一片最为流行，于今已成为言派招牌戏。唱片公司亦以此为号召。
关于言菊朋之百代唱片，亦是唱片厂版库中查到灌制时间，第一次是在1933年2月28日与3月1日两天（百代公司之灌片时间均有记录），片目第一天《清官册》《侮盆记》各一张，与焦宝奎合作《卖马》《天雷报》各一张。第二天则《大保国》《武家坡》《打鼓骂曹》各一张。百代片场面人员均未详。
百代第二次言氏片是1935年1月16日所灌，计《让徐州》《回龙阁》各一张，与新艳秋合作《游龙戏凤》一张。是年又在胜利和蓓开各灌一批唱片，琴师为章梓宸（或谓即小蘑菇），鼓师谭长海。胜利片计《坐宫》《宿店》各一张，与云艳霞合作《武家坡》《打渔杀家》《梅龙镇》各一张，蓓开此次有《骂王朗》《托兆碰碑》各一张，《桑园寄子》《白蟒台》各一面，以《骂王朗》一片最具特色。
最后一批百代片灌制于1936年1月26日。计《让徐州》（实为《战濮阳》）一张，与马连昆合作。《阳平关》《黄鹤楼》合一张，前者与吴彦衡合作，后者与吴彦衡、王又荃合作。又有一张未公开发行的唱片，系与胡菊琴之《芦花河》。
1937年，言菊朋在胜利公司又灌有《文昭关》一张，《朱痕记》一张，《浣纱记》《应天球》合一张。操琴者是陈鸿寿（又名松年，王少楼琴师）。鼓是魏三。此时言嗓败，故此一批唱片为言片中最差者，尤以《文昭关》《浣纱记》为甚。
言菊朋最后一批唱片是1938年以后所灌之国乐片。是李慕良操琴，谭长海司鼓。计《二进宫》《捉放曹》《定军山》《空城计》《碰碑》各一张。这五张唱片为言氏晚年最佳之作，不仅嗓音恢复，且唱腔唱法均达炉火纯青之境。而所有剧目均为标准谭派，真正谭腔言唱，是研究言氏声腔发展的重要资料。国乐后改太平，言氏片有重版。

（摘自 《文汇读书周报》 199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