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明代戏曲文献的整理，有一个情况一直未有改观。普通读者因缺少接触大型影印文献的机会，对《六十种曲》《盛明杂剧》《孤本元明杂剧》以外的戏曲文本知之甚少。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已有《古本戏曲丛刊》这一重量级的古籍影印工程，但对大众来说，毕竟离得太远。
历经十五年时间编校而成的《稀见明代戏曲丛刊》（全八册，以下简称《丛刊》），2018年10月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该书由北京大学廖可斌教授主编，收录稀见明代戏曲79种，含杂剧42种、传奇37种，还收录了175种明代剧目佚曲。众多稀见文献得以重见天日，诚为本世纪以来对明代戏曲文献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当然，《丛刊》也面临新的局面，即2010年由黄天骥先生主持的《全明戏曲》整理项目正式启动。古籍整理事业的阶段性目标，学界在总集空窗期的重要参考文献，这些固然是《丛刊》的切实意义所在，但如何认识《丛刊》较之前后时代相类整理成果的独特价值，不至于在若干年后因“完成历史使命”而被遗忘，将是更深刻地评价其学术“保鲜”度的重要标准。
优秀戏曲的再打捞
《丛刊》的首要学术价值，自然在“稀见”二字。79种戏曲中，至少有28种为之前未经影印或点校的海内孤本或某种版本的唯一存本，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戏曲的社会普及。当然，在阅读普及的基础之上，挖掘某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并将之放入中国戏曲史的序列之中，实现精神层面的审美普及，是更有意义的工作。在《丛刊》中，如陈则清的《何文秀玉钗记》、无名氏的《出师表》、林章的《观灯记》《青虬记》等，都属于亟待挖掘的优秀戏曲作品。
“稀见”本有两种含义，既指前代未见的，亦可指被前代过滤的。深藏高阁的稀见剧本，没有经受过学界的评价，经过数代学人的努力，自然存在经典化的可能。而已被学术史过滤的作品，如邓志谟的《百拙生传奇四种》，本游戏之作，为郑振铎旧藏，后归国家图书馆，《曲海总目提要》《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明清传奇综录》等皆有著录，学界对此不算陌生。由此造成的“稀见”，实有艺术价值不高的普遍原因。即使如此，我们仍需考虑，优秀文学作品的“打捞”，并非单一维度、一劳永逸的价值评判。古典戏曲的内涵丰富性，亦需同步于新的时代，作出新的阐释，进行新的“打捞”。《百拙生传奇四种》，可置于明代作为中国“假传体”文学繁荣期的视角下来考察，既与韩愈《毛颖传》仿唐传奇而作构成文类演变上的对应；亦可就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中的前现代性，展开更深入的对话。由此观之，对前代未见文本的艺术认可，与对前代已过滤文本的新阐释，都是“再打捞”的重要环节。从这个角度来说，呈现“稀见”的意义，要求主编有专业而通达的眼光。
“佚曲”卷的编纂，是《丛刊》的另一亮点。按常理来说，佚曲的碎片化形态及其文本结构完整性的丧失，不利于其艺术审美价值的挖掘。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文人流行的散曲套数，大众喜闻的折子戏，都是戏曲段落相对独立及其艺术活力的体现。较短小的篇幅，也适宜古典戏曲在当代读者中被更广泛地传播。以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为例，其中编选的优秀杂剧、传奇作品，即使全本尚存，亦只节录单折或单出，就有出于传播效力的现实考量。故无论从综合艺术还是文学文本的角度，对佚曲的文学打捞皆有必要。米洛斯的维纳斯并未因断臂而损其美感，同样，面对海量的佚曲，适当地跳出作者本位，摆脱文本理应完整的固有思维方式，或可在残缺与佚名的世界中，发现更多优秀的曲文片段。这些片段，既可通过文学选本的形式，推介给当代读者，也可作为传统戏曲之新编剧本素材，赋予新的艺术生命力。《丛刊》的“佚曲”卷，无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前期工作。
经典退场后的世俗盛宴
如果说已有的《六十种曲》《盛明杂剧》等构建起来的，是明代戏曲的经典图景，有朝一日《全明戏曲》所呈现的，是明代戏曲的全景，那么，《丛刊》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明代戏曲中理所应当却少人关注的世俗景象。这是杂乱的繁花，亦是迂回的暗流。我们需要留意，无论经典还是全景，只要精英在场，研究者便容易受制于思维的惯性，很难专注于“向下一路”的作品。重视“稀见”，是文献领域的一种挖掘，但在体例上，也意味着经典的退出。很多“稀见”实为文学过滤的产物，天然形成了与经典相疏的距离感。然而，以上这些，都为我们转移焦点、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提供了难逢的契机。
对俗文学的倡导，自“五四”以来，已近百年。对俗文学的偏见，却依然存在，并根深蒂固。打着俗文学的旗帜，推广文辞典雅的曲文本，一直是百年文学史的常态，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知识界对古典戏曲的认识存在文本观与文体观上的错位。能进入文学史的戏曲剧目，大多属于俗文体中的雅文本，真正意义上的俗文本，一直游离于主流文学史的视野之外。《丛刊》中的不少作品，无疑属于俗文体中的俗文本。这些作品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被影印，已成学界共识。但它们是否有必要作为潜在的公众阅读对象被标点整理，学界却有不同意见。转俗为雅，固然是再造经典的一种方式，但就俗论俗，也未必不可以开拓出新的文学内涵。尤其在当下网络文学大盛的时代，不失其以古鉴今的意义。当我们将全部目光聚焦于这场“世俗的盛宴”时，实可发现在经典图景或全景视野下居于盲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是某一领域的填白，如将《还金记》视为中国第一部自传体戏曲；也可以是经典之外的新标准，如对晚明戏曲“舞台化”“戏剧化”倾向的发明。以上皆有益于我们将明代的戏曲文本，与当代尚存的作为综合艺术的戏曲遗产做全面地对接，从而更好地理解与充实古典戏曲的当代使命。
戏曲研究新境界的“星火”
雅、俗之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转化中的重要契点。已有的优秀戏曲遗产的创新性发展，是文化工作者的重要任务。而更普遍的、非经典的戏曲遗产，应该如何创造性转化，则是戏曲史家需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并非所有“优秀”都与生俱来，如何让看似“平庸”的戏曲作品，焕发出新时代的生命力，是拙于文化普及的专业研究者可以介入的一件事，也是他们更擅长的事业。从这个角度来说，《丛刊》的问世，固然打开了普通读者认识古典戏曲世俗图景的一个窗口，促进了古典戏曲研究中非经典知识的增长，但更重要的，是引导我们去思考，如何将这些思维固化下的边缘性知识，移至事物的相对重要位置，使之成为搭建古代通俗文本与当代普遍现实之间的文化桥梁的重要石材。
其实，无论转俗为雅，还是就俗论俗，其倾向性姿态都很明显。假若能透过经典与世俗的对视，实现不论雅俗、放下姿态，或许是更为豁达的观看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涌动的暗流足以转化为当代的文化财富，也未必意味着它就可以顺利地进入戏曲史的书写，毕竟学术有不问现实的冷静一面。故如何让涌动的暗流转化为戏曲史中的正能量，尚需要研究者有更开阔的视界。
《丛刊》的问世，诚然让我们更便捷地近观戏曲史中的暗流，从而对中国戏曲史有更全面的认识。廖可斌先生在前言中，提出“戏剧化倾向”的概念，就是由此而来的具有中西比较视野与世界文学眼光的重要命题。尽管由此命题引发的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体系的可能性猜想，还只是一种猜想，但确实为我们如何由近及远地观看那些“平庸”的作品，但又不执念于经典的“是”与“非”、“新”与“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对处于瓶颈期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来说，类似的星火，无论能否燎原成一条道路，再多一些，绝不是什么坏事。
（摘自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19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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