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梅兰芳有50年的交情,在一间屋中,共同用功工作也有20几年之久,对于他的性情品行,我知道得相当清楚。之所以清楚,不止因为相处甚久,而且也曾经详细留神,严格审察过。为什么要这样详细审察呢?这无妨联带谈几句。吾国社会中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再前不必谈,明清两朝,几百年的风俗,凡是正人君子,都不肯与戏界人来往--尤不敢与唱旦角的熟识,免招物议。所有与戏界来往者,都是纨绔子弟。倘某人与他们稍为亲近,则亲戚本家,便可与某人断绝来往。一直到宣统年间,这种思想,还仍然存在,也无怪其然。因为明清两朝的法律,凡唱戏人的子弟,不但不许作官,且三辈不准考秀才。彼时不许考的人,不止唱戏的,还很有几类,如衙役、妓女、剃头师傅等等都不许考。其实这并不新鲜,隋文帝十六年定制,工商不得仕进,此见过正史的。不过是朝廷待他们如此,就无怪社会鄙视他们了。我虽不以这种制度情形为然,但亦不愿冒众人之不韪,所以最初与戏界人来往,尤其旦角,也非常小心,此我所以对梅要详细审察之原因也。所以我在宣统二年,就认识他,但无来往,只是看了他的戏,给他写信,发表我的意见,大致总是说,该戏演的某处好,某处不对,应该怎样演法等等的这些话。最初写信,不过好玩的性质,他彼时已很有名,对于我这一位不十分相熟的外行的信,不见得能够重视。没想到下一次再演,我又去看,他完全照我写的改过来了。这一来,把我的兴趣,引起来了。以后写过七八十封信,他还都保存着。有一部分,粘在册上,存于国剧学会。我自民国二年以后,便天天到他家去,然不过谈谈旧戏的规矩情形,没有给他编过戏,意思就是我要看一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演戏的天才,自是很高,然倘人格不够高尚,也值不得帮忙。因有两三年以上的功夫,所以察看得很清楚,不但他本人,连他的家庭也都很好。从前社会中的议论,大多数的人,都疑惑戏界家庭不够高尚,其实我同戏界家庭有来往的很多,看他们都很安闲清洁,绝对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种情形,不止梅兰芳一家。若说戏界有不够高尚的人,自然也难免,但哪一界没有呢?在那个时期,恐怕政界的人,不高尚的,比戏界人还多的多。自此之后,我才决定帮他的忙。最初替他编了一出《牢狱鸳鸯》,一演而红。又编了出《嫦娥奔月》,不但替他设法创制古装,且为他安排了舞的身段,因为既创出古装,就一定要编几出《红楼梦》的戏。第一出即《黛玉葬花》。这两出戏,一因是古装,二因有舞,于是大红而特红,每次演唱,必卖满座,其实叫座能力所以那样大者,固然因为是新戏,也确是他本人叫座能力特别大。只这两出戏,每次到上海就赚了三万多元钱。一次我二人闲谈,他颇有想送我一笔款报答我之意。我说:您不必动这种脑思,向来外界人对于戏界人,约分两种,一是在戏界人身上花钱的,一是花戏界人钱的,我们二人,是道义交,我不给您钱,也不要您的钱,只是凭精神力气帮您点忙而已。后来又有一次,他同我说,我的声名,可以说是您一个人给捧起来的。我说,话不是这样说法,编几出新戏,固然于您很有益处,但仍是靠您自己的艺术能力。比方一样的一出戏,您演出去,就可以卖一块钱一张票,倘是我自己扮上,上台一演,恐怕两个铜板也没有人来看。再说,您出名,我固然有点力量,可是我的声名,也蒙您给带起来,所以现在知道您的人,大多数都知道我,如此说来,我也应谢谢您。他说,那也不然,您出名是有您的著作,对于社会的贡献,于我没有什么相干。以上乃我们平常谈话的一些情形。
梅兰芳的艺术,人人知之,且谈者已多,此处不必再赘,所以只谈他之为人。他之为人不但谦和,且极讲信用而仁慈,又自爱而讲气节。兹在下边大略谈谈。
他讲信用的地方很多,最浅显最常见的,是演义务戏。北平的风气,为办慈善事业或学校等等,常常找戏界人演义务戏,演员无报酬,又可以卖大价,倘办得好,颇能赚钱。不过戏界人,虽明处是不要钱,但他开帐时,场面、跟包、配角等等,所开之价,总比平常加倍还多,暗中自然就把主角应得之数,开在帐里了。就是主角不是自动如此,他的办事人。也要这样作。因此闹得开支很多,赚钱有限,且有赔钱而很狼狈的。这种情形,戏界人人知之,常当戏提调之人也都知道,此外知道的人,就很少了。梅则不如此,规模太小之义务戏他不演,他既答应演义务戏,则一文不要,自己跟包人,自己给钱,其余配角,由义务办事人自己接洽,以昭信用。以上这段话,并非讥讽他人,其实我就不赞成白找人家演义务戏,我的思想是,戏界人之艺术,也是花钱学来的,如同店铺的货物一样,白找人家演戏,就与白搬人家的货物一样,自然倘遇重要事情,则另当别论。所以几十年中,没有找兰芳白演过戏,只有一次,是蔡孑民(元培)、李石曾两先生创办中法大学,曾由我约梅演过一次义务戏,就是未受分文的报酬前边所说规模太小之义务戏者,系指办一小学等等,他如果答应这种,则他一年之中,只能专演义务,无法再演买卖戏,因为求他之人太多,且有许多借端图利之人,所以无法答应也。至于大规模或本戏界之义务戏,则他永远站在前边,盖民国六七年后,老辈如谭鑫培等去世之后,叫座能力以梅居首,所以他永远倡头举办。他到上海之后,也要赶回北平出演,后几年不能回平,他便在上海约各角合演,所得之款,一半给上海本界贫人,一般汇寄北平。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