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杰是我国当代剧坛创作数量最多、艺术成绩最高的优秀剧作家之一。由他创作的６部大戏已被编成《三畏斋剧稿》在全国发行。他创作的数台大戏多次参加重要文艺演出并获得大奖，成为国庆５０周年的献礼剧目。去年１１月，他率领福建省梨园实验剧团二度访台，在台北和台湾中南部城市进行了２０场巡回演出，受到台湾各界的热烈欢迎。《董生与李氏》被当地传媒摘录上网炒作，部分剧作还被选为台湾高校中文系的教材。作为当代中国杰出剧作家之一，研究王仁杰的剧作，总结他的创作经验，对于推动我国戏剧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中国艺术研究院、福建省文化厅、福建省戏剧家协会、泉州市文化局于２０００年底，在泉州召开了“王仁杰剧作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福建、广东等省市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戏剧界、文化界专家学者围绕王仁杰剧作的思想蕴含、人物形象、艺术特征、语言艺术以及作家人文环境等作了深入探讨。
对传统戏曲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传统戏曲源远流长，以唱念做打的程式化表演表现故事，其中的唱、念语言与诗词密不可分，古人有将戏曲视作诗的流变与分支。王仁杰剧作有着对诗意特征古典风格的鲜明追求。他的剧作不仅戏曲结构、人物设置、情节安排、语言运用本身都保持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规范和传统，而且还为舞台表演体现戏曲艺术的特有审美风范留足了空间。中国传统戏曲是写意的艺术，王仁杰纯熟地得其神采。比如他的《节妇吟》、《董生与李氏》等，观众并不能从中确切感觉故事发生的朝代和环境，但作者营造的具体戏剧情境和社会氛围，又是那么使人感同身受，人物命运的演进又是那么牵动人心。
王仁杰对传统戏曲的继承与超越来自于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安葵认为，表面上，观众看到的是王仁杰对传统的强烈叛逆精神和嘲笑态度，但其背后，在更深的层面，却是他对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敬畏之情，他的作品体现了对传统敬畏之后的超越。
台湾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安祈认为，王仁杰其实开创了一种新戏曲编剧法，这种写法在现代剧场里不难看到，但戏曲舞台上绝无仅有。他在文化气韵的展现与风格形成的源头追溯上，不同于其他剧作家。场面上冷冷清清，人物简简单单，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波起欲伏却细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剧本》月刊副编审崔伟认为，王仁杰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形成这种文化个性的根源，则是作家本人的禀赋气质，因为这正是王仁杰其人其作品的文化基因，他无疑是那种在现今社会中并不多见的具有浓郁文人气质的作家。 “女性命运悲剧的歌吟” 王仁杰剧作集《三畏斋剧稿》，收入了王仁杰最具代表性的６部剧作。这６部剧作都涉及女性的命运，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表现了女主人公不同形态的命运悲剧。《皂隶与女贼》中伶俐机智的女贼，《陈仲子》中夫唱妇随的陈仲子妻，《琵琶行》中沦落江湖的倩娘，《枫林晚》里一再压抑自己感情的贺望兰，《董生与李氏》中遭际坎坷的李氏，《节妇吟》中“苦节”２０年命运曲折悲惨的颜氏，她们的人生，在悲剧中被扭曲甚至被毁灭，但同时也在悲剧中展现出她们心底美好追求的闪光。著名文艺评论家何西来指出，王仁杰的大多数剧作可以看作是“女性命运悲剧的歌吟”。
“唱、白，生活机趣与书卷气的统一”
与会学者指出，王仁杰的剧作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雅洁凝练、简明蕴藉的特色，他努力实践中国戏剧诗化的道路，在曲词和宾白的写作上努力继承古典的传统，笔下清词丽句，熠熠生辉。王仁杰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和艺术素养，他剧作中的唱词和念白，既活跃着生活的情趣，又时时透出一种书卷气来。 关于王仁杰剧作的“诗性”特色，有不少学者在发言中论及。
《东南早报》副总编辑郭培明指出，王仁杰剧作中人物形象确立的支架，得力于精心锤炼的语言。古语诗词之外，闽南语、现代新词，他也信手拈来，融会贯通，尽得语言精妙。戏剧评论家王评章说，福建偏重于文字的作家并非王仁杰一人，但没人能像他对文字的古典诗文的痕迹保全、体味得那么深刻。似乎他清晰地听到文字深处的声音、文字历史的声音。王仁杰捕捉到了自己的文字，甚至似乎这种文字——他自己的语言会自言自语，会按照自身的特点去寻找、选择题材。这是像中国古人所谓的“天然去雕饰”、西方哲人所谓的“字词选择诗人”那样一种境界。 泉州素有“戏剧之乡”的盛誉，至今那里仍保留有“宋元南戏”遗韵之称的梨园戏，有“中国一绝”之称的南音，以及堪称独特的打城戏、高甲戏等弥足珍贵的戏曲文化遗产。生活和耕耘在这片戏剧园地里的王仁杰，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收获。 (徐涟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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