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的一天,我在呼和浩特市中心新华广场遇见李万春,他穿着一身破旧的深蓝色呢子制服,骑着一辆自行车。我立即迎上前去打招呼:“李先生,您上哪去?”
当时还正处在“文革”混乱时期,李万春还没有解除“管制”,一声“先生”使他喜出望外。他马上下车满脸赔笑,不知所措地向我点头弯腰问候。没说几句话,李万春眼里渗出泪花,急忙掏出手绢擦眼泪,支支吾吾地说:“我跟家里吵了几句嘴,出来遛遛。”
我理解他的心思,便请他到家里坐坐解劝解劝。
李先生看出我的诚意,立即点头:“好,你先回家,我随后就到。”
那会儿我还住在新华广场内蒙古文化局后院的一间半平房里,为了避免风言风语,我先骑车回家,随后李万春也到了。
李万春进屋头一句话就说:“纪鑫,你把窗帘拉上,免得给你找麻烦。”
我知道他的意思,便说:“没关系。”
接着李先生又低声地说:“我是揪出来的右派,可别给你招事,还是拉上点好。”说着,他顺手把窗帘给拉上了。
我爱人张雪梅见李先生来了,特意出去买了一只熏鸡,一瓶白酒,又炒了几个菜,把小炕桌儿放在地上,我们对坐在小板凳上边喝酒边聊天儿。话题转到画画儿上,李万春提起他1924年在北京搭斌庆社科班演戏的那会儿事。当时没有电灯,只演日场戏,晚上没事,他父亲李永利先生不许他出去,便请画家到家里教他画画。最早教他画画的老师是李毓如先生,画兰花最为出名。但是李毓如为给李万春打好绘画基础,启蒙先教他画山水,后来才慢慢转入学花卉。从那以后李万春又向女画家江彩,还有张善子、金拱北、颜伯龙等画家学画。随着他日益唱红,名声越来越大,社会交往也逐渐广泛,又认识了很多名画家。特别是张大千先生经常观看李万春演戏,十分青睐他的表演艺术,李万春借机托人又拜在大风堂张大千门下,颇得真传,使他的写意花卉笔墨更加雄健,色彩更加鲜明热烈。李万春笔下的春兰、牡丹、夏荷、青藤、秋菊、枫叶、冬梅等各种花卉画,具有较高的水平。
他也模仿前辈名宿把绘画艺术融进戏里。我曾看过李先生演出《猪八戒盗魂铃》一戏,他在台上唱一段《御碑亭》中王有道的唱段:“王有道提笔泪难忍……”仅8句唱词,他就当场边唱边画出一幅牡丹图,当画卷向观众展开的时候,那是满堂喝彩,台下好多人争着花高价买这张牡丹图。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又谈起1943年他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个人画展的事。他的画一展出,当时梨园同行亲朋好友都去看画助兴。有一天齐白石先生也去了,他在画舫斋上走来走去,仔细看了李万春的画儿,当时什么话也没说,也没在留言簿上题词,便拿走一幅梅花,在场的人都莫名其妙。没过几天,齐白石先生也画了一幅梅花,派人送给了李万春。
讲到这儿李万春加重语气说:“齐白老平生很少画梅,得到他一幅梅花很不容易啊。这幅梅花我挂在墙上看了又看,不知临摹了多少次,学习齐白老的画法。可惜这幅梅花放在北京大吉巷家里,叫"造反派"给抄走了……”
沉默了片刻,他站起来说:“今天我特别高兴,你对我这么盛情,也没什么可感谢你的。你拿张宣纸我给你画张梅花吧!”我赶忙拿出宣纸裁好铺开,李万春提笔泼墨给我画了一幅梅花。他还风趣地说:“咱们今天是垂帘画梅!”
这幅画虽以墨为主,却抓住墨分干、湿、浓、淡、焦五色之特点,枝干挺拔苍劲,用红色点花,色彩明快、浑厚、大方,含蓄而有神韵,耐人寻味。可惜当时李万春先生身处困境,自己的印章全被查封,只在画上写了上下款,连年月日都没敢写。
我虽早已装裱好,却没有机会请李万春先生补盖印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调回了北京。他病故后,我借出差机会去看望了他的夫人李砚秀老师,才补盖上印章,并将这幅具有特殊意义的梅花图悬挂中堂,李砚秀老师率儿女在画前合影留念后,我带回内蒙古珍藏。

(摘自 赵纪鑫著《梨园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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