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其昌眼中的李维康
有句老话叫“夫唱妇随”，在戏曲圈子里有所作为的夫妻档里李维康和耿其昌夫妇可谓一对典范，不但一些老戏迷提起他们会连声说好，年轻的也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二位的。从11岁考入戏校开始，他们二人在台上合作了50多年，在台下，他们也恩恩爱爱共同走过了几十年。
和李维康夫妇约好4点采访，一进门，两口子就忙开了，耿老师沏茶，李老师切西瓜，刚给我端上茶的耿老师就忙跑进厨房，嚷嚷着我来吧、我来吧，把李老师让到了客厅陪着我说话，一看人家那种恩爱劲儿，是几十年的生活渗到骨子里去的。吃着西瓜，喝着绿茶，听李维康夫妇讲起了他们的事业和生活。
李维康、耿其昌夫妇虽然各自有各自的艺术特点和代表剧目，但是二人的合作还是在圈内人和戏迷中传为佳话。耿其昌老师说，这真是一系列的巧合。
“我们俩都是11岁考入中国戏校的，大概一年以后也就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去怀仁堂合作演出《四郎探母》、《白毛女》什么的了，此后就一直合作。说起来，我们俩合作中的巧合挺多，首先是身高合适，我高一点，她比我矮一点，到了台上也挺合适；还有胖瘦我们俩也还可以，谁也没多胖或多瘦；我们俩的嗓子也一样，原来都是升F调，后来岁数大点了，就降了点到F调，到现在50多岁了，就用E调，俩人的嗓音还都能配到一起，没有一个特高和特低，要是其中一个降了调，另一个没降，那听起来就不舒服了；还有就是我们的艺术观点也一致，都十分尊重老传统，同时又能创新，这使得我们多年的合作非常默契。
■在戏校她就很优秀
“从我们11岁入戏校起，俩人一直都在一起，从小就相互了解，可以算青梅竹马吧。维康在戏校二年级时就开始崭露头角成为重点培养对象，她的嗓子很突出，学校给配备了最强的师资对她进行全方位的培养，青衣、花旦、武旦全学了，当然青衣是重点了。从1958年开始就排了好多老戏，1964年开始演现代戏了，《白毛女》、《黛诺》等，她都演过。她的悟性很好，很用心。虽然她是重点培养对象，在《红灯记》里一般都演李铁梅，我演李玉和，但老师要求我们也得演一些小角色，比如有时她就来一个《红灯记》里的惠莲，这个角色只有一段唱，就这一段她也能叫下好来，观众对她还是挺认可的，当时全凭自己唱出来，她小小年纪就有了点名气很不容易。她不仅业务上十分出众，其他方面同样都出色，她是班长、团支书、生活委员，毕业前还入了党，而且还参加了北京市先进标兵的代表大会，可以说无论是业务上还是其他方面都是走在前头的，并且在社会上小有名气。毕业时，她是我们之中最突出的一个。而我那时从各方面讲都是属于比较中游的，没她那么先进。而且那时的人实在单纯得不得了，我们虽然一直合作，但还没有开始谈恋爱。”
“‘文革’初期，维康因为是北京市的标兵而与所谓的黑帮划在一起，整天陪斗，被人贴大字报。一次，‘造反派’来揪人，把她也一起揪出来准备批斗，当时正值七八月份，太阳很毒，他们被揪出去在太阳底下晒，我们几个同学都觉得很过分，于是我就拿过喇叭喊：李维康是个学生，不应该连她一起揪出来。此后，我们还经常帮她贴大字报什么的。当时，她真的是很孤立的，不但没什么人理她，有人甚至还骂她黑标兵之类的。有一次，她在看书，我走过去悄悄跟她说，别害怕，这是他们嫉妒你。说完我就走了。后来维康说这句话让她感到特别温暖，还说在她那样孤立的情况下每个对她好的人她都记住了，因此她也记住了我。”
“再往后，她的情况好转了，我们经常在一起，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一来二去时间长了，我们相互也就有了好感。于是，有一次我就偷偷地给她写了个纸条，大概的内容就是希望和她做朋友。她当时思来想去地给我回了个条，上面写着‘要把青春献事业’。等于是拒绝了我。”
“又过了几个月，我又给她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在你心中是什么位置’，这次她回的条是‘特殊位置’。此后，我们就开始慢慢地相互递条，开始谈起了恋爱。”
“那时中国京剧院在魏公村那边，我在虎坊桥，每天我都从南边赶到西边去找她，每天晚上都赶末班车回来，日子久了，我还为此做了一首诗：‘久走两城间，有人把心牵。霞童早我起，月老早我眠。’”
■一出《蝶恋花》红遍全国
“李维康属于那种挺有灵气的演员，毕业分到中国京剧院之后就进了《红灯记》剧组，担任李铁梅的B组，当时的样板戏要求极其严格，但她还是利用一切机会让自己展露才华。‘文革’结束后，她排了一出《蝶恋花》，一下子风靡全国，当时全国各地有100多个剧团来学习。虽然当时从剧本、唱腔、体验生活到排练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但唱腔设计得好听，词也漂亮，而且留给演员大量的二度创作空间，所以一炮而红。虽然这个戏由于各种局限不适合久演，但她通过这个戏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艺，一曲‘绵绵古道’传唱了下来，这个戏也成为中国京剧院的保留剧目，当时她才29岁。”
“在排《恩仇恋》时我们两个又是主演，当时我们的女儿只有两岁多，家里也没人看，我们两个都得来排戏，孩子还发着烧，我们只好把她放到排练场，给她拿点糖和玩意儿，一呆一上午。由于时间紧迫，我们不但上下午排，有时甚至是三班，为了省事也节省时间，我们三口子吃饭就凑合了，准备了几箱方便面，再出去买几个糖耳朵，这样过了一个半月。”
“维康在二团当团长以后，由于有演出场次和收入的要求我们经常去外地演出，这个团以我们两人为主要演员。我们那时常年在外地巡演，一去就是几个月，一个月28场戏那是少的，最多的时候是三个半月60多场戏，像《谢瑶环》、《宝莲灯》、《游龙戏凤》等恢复的老戏都是那时排出来的。虽然辛苦，但那是一个创作的高峰期，我们一般都是边走边排戏，晚上演出，上午排戏，很多时候是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一出戏就排出来了。当时的演出条件也很艰苦，我们演出时就住在后台，化装桌晚上收拾收拾就当床了。白天还要排戏、接待媒体采访、接待戏迷，还有各种活动，可以说那时真是满负荷的工作，她后来的身体不好与那时的劳累有很大关系。”
“这么多年，我们不但有一批合作的剧目，也有各自的剧目，像我们俩合作的《四郎探母》就是我们头一份恢复的戏。我自己恢复的戏也有《将相和》、《宋江》，前两年还排了出新编历史剧《瘦马御史》。但李维康的艺术特点更突出一些，新老戏迷都对她的表演艺术十分喜欢，一些戏迷在网上建了个李维康戏迷俱乐部，里面关于她的事情、我们俩的事情十分详细。喜欢她表演的年轻人也很多，这让我们感到很欣慰。记得前几年，有个女大学生十分喜欢她的表演，打听到我们在哪儿住后，就每天到我们宿舍的大门等着，见了她也不说话，就这样好长时间，后来有一天女学生鼓足了勇气上前和她打了招呼，她们成为了忘年交，至今仍是好朋友。”
■一直实行AA制
“我们家实行的制度是比较前卫的AA制，我们的工资放在一起，其他的演出费什么的一人一半，因为我们后来在一个团一直合作，所以，无论演出费多少我们俩都是平均分配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金库。如果要添置东西什么的，就一人出一半费用，挺先进的吧。由于她的名气比我大些，我心里也暗暗地较着劲，我在家里也想凡事做主，不甘心嘛。后来，我们就干脆搞平均主义了，她怕我会有自卑的心理，所以就提出谁也不搞特殊化。多少年了我们不但在钱上是这样，家里的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两个鸡蛋一人一个，干活也是，一个人干另一个人多难受也不忍心坐着，也得干。吃饭也是，她嘴比较刁，遇到不爱吃的就少吃或不吃，也不特殊说非要再做什么。后来她的身体不好了恐怕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在非典肆虐的5月初，他们二人去了广州，参加《同一首歌》的慰问活动。“我们俩在电视里看到那些医生、护士冒着生命危险的感人事迹，我们真的很受感动，有些护士也就是我女儿那样的年龄，二十出头，你说能不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李维康反诉
耿其昌为人诚实得都有点憨了，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绝对不会骗你。我就是觉得他人老实，孝顺，清清白白，艺如其人。我们俩能有今天的局面是我们认为两个人必须都要强，谁也不能要求对方为自己牺牲，谁也不依赖对方。谁的生活都有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有付出才能有得到，人们常说舍得舍得，不舍就不得。(口述/耿其昌)
（摘自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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