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戏剧理论问题概述（上）

近年来，戏剧理论积极回应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许多学人和理论工作者对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思考，提出见解。有关的理论问题可以分成这样几类：
第一类，关于中国戏剧的基本理论问题。
首先，理论工作者结合创作实践，对“文革”前多次探讨但始终没有明确认识的历史剧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重新进行了讨论。许多人认为，历史剧创作应该在大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前提下，坚持历史精神的真实，坚持历史发展规律的真实，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这是目前比较统一的结论。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既然艺术创造允许虚构，那么就可以以艺术创造为主，历史真实为辅，在艺术创造中演义历史。另外也还有人持“游戏说”观点，坚持“戏说”的创作观点。
其次，中国戏剧的改革与发展问题。主张革新者中有强调剧本的主导作用的，这部分人认为“剧本乃一剧之本”，是戏剧创作的基础和关键所在；从事表导演理论研究者则认为，舞台性是戏剧艺术最集中、最直观的特征，所以，舞台性和艺术性的改革是戏剧改革首要和第一位的；而对于音乐理论工作者来说，他们有充分的理由阐述音乐在戏剧艺术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诸多的戏曲剧种中，剧本、表演、导演、舞美都有其“相似性”或“通用性”，唯独戏曲音乐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和个性，是音乐的独特性决定了剧种的个性，没有了这一独特性就没有丰富多彩的剧种形式。目前，这一理论问题基本上得到比较统一的认识，这就是戏剧是综合性艺术，所以它的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不应该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
再次，关于现代戏的戏曲化问题，这一理论问题伴随着现代戏创作的增多而出现。一些学者认为，社会生活的变化带来精神和感知形式的变化，带来欣赏方式的变化，由此导致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的更新，现代生活的内容和戏曲艺术的表现形式存在着很大矛盾，现代戏创作如何处理戏曲化的问题，这一理论问题直接关系到戏曲艺术的发展。对此，关注的人很多，论文也不少，但是，目前没有展开集中讨论，所以，在理论上的探讨还不深入。
另外，还有一些理论问题，诸如：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戏剧的价值和艺术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戏剧的商品属性、如何坚持“双百”方针“二为”方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如何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广大理论工作者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论及。
第二类，关于中国戏曲本质的理论商榷。
这一理论问题主要探讨的是中国戏曲的本质。南京大学施旭升提出戏曲艺术的本质是“乐本体”这一理论问题；接着，同为南京大学的吕效平撰文《戏曲特征再认识——质疑〈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中国戏曲〉》。施、吕二人的文章都对张庚的理论观点提出质疑，不同的是，施旭升说：张庚的剧诗说“基本上是以文学为参照系”，因此“不足以表征作为综合性舞台艺术的戏曲的本质”；而吕效平则说：张庚概括的戏曲艺术的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三特征“仅仅是以表演为中心的戏曲地方戏舞台艺术的描述”，而在此之前的元杂剧和明清传奇是“作家的、文学的戏剧”，因此，“把200年中地方戏的艺术特征绝对化，当做800年来的全部戏曲的艺术特征，这是荒谬的”。
对以上理论，中国艺术研究院安葵曾发表几篇有说服力的文章，其在《关于戏曲的综合性》一文中阐述到：出现这种理论是否是由于张庚先生的理论也如某些理论家那样自相矛盾呢？不是的。剧诗说与关于综合性等特征的表述在张庚那里是统一的。张庚先生在说戏曲是剧诗时，特别指出：“剧诗是口头的诗，是唱给人听的诗，不是摆在桌上看的诗，这就是古人所谓是‘场上之曲’，不是‘案头之曲’。”“戏曲的曲，是中国声诗发展的顶峰，它必须唱在场上，才能发挥其完满的效果。”同样地，在他论述戏曲的综合性时，又强调舞台整体应该充满诗意。“正因为戏曲剧本充满了诗意当然也就要影响到它的舞台演出”，“它运用抒情的办法来表现，表演的人要情景交融，用曲子唱出来，用舞蹈来动作，不能在舞台上专门去刻画生活的琐碎的细节”。“长期以来，中国戏曲在这方面确实形成了一套办法，它能用非常漂亮的手法来表现一种抒情的境界”。因此，安葵指出：“可以看出，在张庚的理论里，剧诗和综合性是不可分割和互相联系的，但遗憾的是，施先生和吕先生却各自看到一个方面，而又指摘张庚早已讲过的另一面。认识一种艺术的特征应从它的早期阶段、发展过程和比较成熟的阶段统一起来进行观察。戏曲的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等特征，确实是到了地方戏阶段表现的更充分，但它在戏曲形成之初即已具有。戏曲的历史是延续的，发展的，不应该人为地去割断他。”（未完待续）

(摘自 《中国文化报》,2003年9月23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