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连载】戏缘——孙崇涛自述（之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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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戏缘

恩师带我走向研究戏曲之路

“文革”“斗批改”后, 原本人丁生旺、生机蓬勃的“平中”，渐渐变得冷清了。

先是贯彻“五七指示”，缩短学制，精减人员，学校规模大大缩小了。1970年学校复课，仅留下20名教员和少量职工，较原来减了大半。跟我厮混多年的同事好友，纷纷离散而去。杭大老同窗吴尚节，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对立一派群众莫明其妙地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查无实据，摘掉帽子，仍被“清理”出“平中”，回家乡钱库中学任教，他的“地拉那大学教授”畅想，从此彻底破灭。跟我一起分配“平中”的杭大物理系裘少麟，厌弃了学校教育，不想再戴“臭老九”黑帽，就趁“斗批改”调整人事机会，去了平阳县电业局改行当技术员，入了响当当的工人阶级队伍。许多要好的“平中”老教师，被下放城东、城西等新建农村中学。“平中”拉家带口的住校教师越来越少，学生也不再有全县各地招收的住校生，而是全部的城里走读生。每天一放学，学校人走地空，门庭冷落故人稀。

之后的几年，外地教师调回原籍成为趋势。在外任教的平阳籍教员三三五五调进“平中”，“平中”的外地教师也陆陆续续调回家乡。“实践楼”旧人渐稀，新住进来的是陌生面孔，晚间也不留宿楼内，回到城里自己家中。“实践楼”物是人非，不再热乎，很感凄凉。凤凰山的松涛、竹浪、蛙声、虫鸣、泉音，毫无诗意可言，夜间听来，倒像似鬼哭神嚎。

在我心中，凤凰山已变得毫无诗意可言

我越来越感到呆了十多年的平阳，已非我久居之地，决心离开它，哪怕很近，也要想法跨过飞云江，调回家乡城内瑞安中学去。但这有相当的难度。主要原因是，这时我已是一个“名师”，“平中”语文教学骨干，学校和县教育局都不愿意放我走。计划经济年代的人事制度，画地为牢，凝固如铁，哪怕是挪动几公里路的工作调动，也难比万里长征跨山越岭。

有要好同事对我说，你走不成，是因为你在这里干得太好。要想走成，就得时时处处表现自己在此不安心，只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家才会放你走。我想自己年年都是先进，咋的就一下子变消极、变不先进了呢？这事我装不来，也做不到。

调瑞之事一直被拖到1978年夏天，学年结束了，仍无结果消息，叫我郁闷。这时正是我给王季思先生寄文、通信的时候。暑期间，我把王先生要我修改、准备推荐发表的两篇论文改好寄给他。在附信里，我说明自己是个在外县平阳教书的瑞安人，环境条件所限，见不到更多资料，没法把文章改得更好，希望先生见谅。信里还无意透露自己在平阳不安心的情绪，希望今后环境有所改善，争取更有长进云云。

可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1978年9月5日，我突然收到一件用中山大学公用大信封装的信函，信函下端落款注写发函部门为“中文系”。它不是王先生字迹，但我肯定这信跟他有关，因为中山大学只有他才知道有我孙崇涛这人。

我拆开大信封一看，不见书写信件，仅见两件铅印文件：一是《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一九七八年研究生招生简章》，一是研究生报名表。

招生简章末附“招生专业目录”，列有戏曲、音乐、美术三个专业、七个研究方向及相关的十位导师名单。十位导师分别是：张庚、马彦祥（中国戏曲史）、郭汉城、阿甲（戏曲理论）、杨荫浏（中国音乐史）、吕骥（音乐理论）、郭乃安（民间音乐）、蔡若虹、朱丹（中国美术史）、王朝闻（美术理论）。个个名声如雷贯耳，令人见之心跳。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北京有“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这样的单位（简称“文研院”，即后来改称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头一回知道“文研院”里有这么多的权威名师在内部招收研究生，其中还有我所喜爱的中国戏曲史专业。我很肯定，寄我这些报考材料的，必是王先生吩咐中文系办理——后来还知道，王先生夫人姜海燕老师就在系办公室工作，寄发信函可能就是王先生吩咐她办理的。

我即刻明白王先生这番作为的好意：他想“惠顾”我一个自己争取改变环境、条件的机会，希望我今后在戏曲研究方面有所作为。

一位被我挑过刺的学术耆宿，丝毫没有在意我的冒犯，反过来还要帮助我；把一个素昧平生通信者无意透露的心声，当做自己一件要事，牢记在心，付之日后帮衬行为。王先生的大度使我肃然起敬，他的举动令我感动不已。

我当即下定决心，不辜负王先生的这番好意，决定填表报名应试。心想，即使考不上，也算对得起先生，同时还可借此向平阳方面表达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有利于调动。

简章要求报名者需提交反映自己学术水平的专业论文二至三篇。我没有现成的戏曲论文，赶写又来不及，想到刚刚寄王先生的两篇修改文章正好可以用来充当。我的中学教员身份，跟简章规定的“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的文艺、文化系统和大专院校文艺、历史专业职工”招收对象不相符合，这或许就是王先生对我特意引荐、关照，惠寄报名材料的缘由。——所有这一切，好像都是为成就我日后跟戏曲研究结缘的预定安排。

填了报名材料，该往哪里寄才好？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是王先生吩咐“中大”中文系发的函，那就寄还给王先生吧。9月10日，离北京“文研院”25日报名截止日期还剩有15天，计算家乡、广州、北京三地邮途周转时间还够，我写了一封致王先生的信，连同报名材料，一起寄给“中大”王先生亲收。在给王先生的附信里，我除了向他表示感谢外，还特地说明：报考论文已来不及写，就请代用已寄您的那两篇。推荐发表之文，另待抄寄。

寄信后，过去一个来月，竟杳无回音。我想，一定是我的报考材料经“文研院”审核，没有通过，报名日期也早已截止，报考之事不会再有下文。

不料，10月14日，离“文研院”10月28日初试时间不足半月，我蓦地收到“文研院”10日给我寄发的挂号信，内装有准考证和“文研院”研究生招办给我写的一封信。信中说道：我寄王季思先生的报考材料，由于王先生外出西安讲学，他未能按时收到。待后来转寄到我办时，已过了报名截止日期。鉴于王先生说明原因，我们感到情况特殊。经研究，决定给你补发这份准考证。考试日期紧迫，你就去离家较近的上海考点参加考试。信中还说，报考戏曲史专业的考生接近200人，我们审查结果，只发46份准考证。你的条件不错，希望抓紧时间准备，考出好的成绩。

“文研院”给我补发了准考证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安排得那么奇巧，又是“戏缘”的预定！

我向“平中”请了假，去县文教局开了介绍信，在考前数天，赶到上海。在六舅父家住下后，就去上海市文化局招生组报了到。文化局工作人员吩咐：10月27日上午，上海考点全体考生集中文化局会议室开会，交待有关考试事项。

27日上午，到文化局开会的上海考点考生陆续到齐，大多是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中年男子。在一大堆陌生和写满沧桑的面孔里，我认出一张熟悉的面孔。不是别人，又是钱苗灿，真是奇缘！

老钱在我生活转折关头一再出现，都与“戏缘”所关，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我俩刚进大学，同室会面，畅谈戏曲甚洽，旋即为改革杭剧走到一块。第二次，8年之前，“斗批改”风雨交加，我与他在平阳山区邂逅，他为招收戏曲学生而来，我在生存夹缝中正在“实践楼”浸淫于古典小说与戏曲。这次上海不期而遇，是在结束十年动乱、万象正待更新的时刻，为一个共同目标——报考“文研院”戏曲学研究生而相聚，也是系于“戏缘”所牵。

泱泱中华，十余亿人众，芸芸众生，数百万人大上海，会有这么奇巧的故事在钱苗灿和我之间再次演义，只有一种解释：人群的志趣力量真是无穷。它会使陌生变成熟悉，分散自相聚合，让距离消弭，叫时间缩“短”，令“巧合”屡屡发生，……。

我来不及细问老钱的报考经历，只知道他现在已调回上海，在闸北“鞍山中学”教书。“文研院”不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而在全国研究生统招半年之后，采取系统内部和部分地区招考办法，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沈阳六大城市开设考点。近水楼台先得月，身在大上海又长期同文化界保持密切联系的老钱，信息灵通，报名应考应比较容易，不像身在乡间的我，消息闭塞，需靠有心人王先生的引荐。

身在大上海的钱苗灿跟文化界保持较密切的联系

上海市文化局召集考生开会，主要是向大家宣讲考试纪律和注意事项，告知考场地点和行程办法。宣讲之后，还让大家提问和讨论。因是“文革”后头一回考研，又是国家文化系统无前例的规模考研，上海市文化局不敢掉以轻心，许多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

10月28、29两日上下午，我跟上海考点40多名来自附近省市的考生一起参加了考试。考场设在上海市舞蹈学校，考生集中文化局，由大巴接送往返。我因是后来补发的准考证，座号垫底，坐在考场最末位置。监考人由北京“文研院”直接派员担任，记得内有戏曲研究所的吴乾浩和美术研究所的华夏两位先生。每科发卷之前，监考人总要向考生举示试卷密封状态，以示公正、无误。如此细心、周密，无形中增加了我们参考人的心理压力。

上海舞蹈学校练功室内，隐隐约约传来钢琴伴奏的叮当声。它使我联想到，那里头训练出来的，曾是“八大样板戏”之一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人才。如今星移斗转，文艺界非复旧观，坐在教室内的我们这群追梦艺术的“老童生”，跟同一屋檐下的时尚芭蕾俊男美女，构成一幅滑稽的画面……。这是“文革”绘制的杰作，如今交付“新时期”重新打理。

“上芭”舞剧《白毛女》

政治、专业课（戏曲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四科试题，在我看来，都不算太难。只是“文革”停招研究生十余年，各业人才堆积，报考者不少。“文研院”原定招收名额很有限，总计14名，戏曲专业4名，其中戏曲史仅2名，百中挑一，考上几率无异大海捞针。我对考试不抱太大希望，一心想的就是办成调动工作，争取早日回到家乡。

考试一结束，我即回到平阳，不断地找校领导，跑县教育局，一再申诉自己的调动理由。其中一些理由，是夸大的，甚至还有“虚构”。校、局领导见我对调离平阳如此心切，宁可考研究生去了别地，也不愿再呆在平阳，留我的想法开始动摇，便答应“再研究研究”。

就在此刻，我的人生十字路口，在悄悄铺设。

11月24日午间，我同时收到了两件公函。一件是“文研院”招生办公室发的，劈头半句，就是“我们高兴地通知你”，以下是通知我赴京参加复试的决定及有关复试的事项说明，函中还附有一张从北京火车站去往前海17号“文研院”地址的路线草图。再一件，是平阳县教育局同意我调入瑞安中学的商调函副本。

我在平阳度过了一生最好的青春年华

我拿着这两件文件，兴奋得双手发抖。我逗留平阳这处人生驿站，整整17年，没有挪过一回窝，在那儿度过了我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并跨进中年门槛，如今忽地在我眼前铺展了两条去向的路：一是回归故里，终老此生；二是重新启程，开始新的旅途。

迟到了17年的两件公函，一手同时接到，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藏于必然，必然表现为偶然。我在平阳17年的等待，必然会有一旦离开它的时刻；17年的无意用功努力，换取了贵人王季思先生的携助和引荐，必然会有今天来自北京的“高兴地通知”。

我感到，我此生最幸运的是，接受了中国最好的学校教育，一路遇上德厚、望重、业精的老师。我的初中语文老师董朴垞先生，是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首届研究生、国学大师陈垣教授的高足，学养深厚、学术精研自不必说，他的宽厚、低调为人和厚积薄发的严谨治学态度，对我影响至深。

“瑞中”宿儒董朴垞（1902～1981）

高中语文教师陈继璜先生，虽非宿儒，但于文科教育，中外、新旧兼修，最善启发与引导学子，他是指引我课余钻研文学，进而走向研究道路的关键老师。大学业师夏承焘教授，学术成就，蜚声中外，誉称“一代词宗”，他的谦和乐受、勤勉专注和习学兼攻等的为人、治学品格，对我影响更深。除以上三位业师之外，作为他的私淑弟子，帮我推向我钟爱的专业方向，使我以后跟戏曲永久结缘的恩师，就是王季思先生了。

对于三位业师，我都写过专文，通过回忆，表达我的敬意和感念。唯有王老师，我还没写过专文，现在就以本编有关他的这些叙述，转达我的追念和感激。祈愿王老师于冥冥中能听到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