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盛夏，古典名剧《桃花扇》以京昆合演的形式，推出于上海舞台。当前对于名著改编议论纷纷。我们特邀此剧的改编者郭启宏先生谈谈见解。
---编者
改编名著，一切成就来自原作，诚如牛顿所说，“我之所以比别人望得远些，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改编名著，一切问题自家解决，亦如牛顿名言所暗示，巨人的肩膀不是人人可以站得！改编《桃花扇》，有三座丘山横亘于前，教你费尽移山气力。
首先，双线的取舍。孔尚任的这部传奇，是双线结构模式：一为侯李离合，一为南明兴亡。听他夫子自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有趣的是审美效果制约着作家的意图。从历来舞台演出的情况看，观众喜闻而乐见的是侯李的离合悲欢，王朝的盛衰兴亡只有留待思考了。这就把难题抛给改编者，面对双线结构，在极有限的时间长度里，必得有所取舍。我终于从多方论证中认知，侯李的悲欢离合并不只是才子佳人哀感顽艳的风流韵事，他们的生命历程可以折射出南明的痛史，或曰：离合即兴亡，写离合亦即写兴亡。一个关于改编本结构的新构想渐次清晰：正写侯李，侧写南明，将原作直接描写的亡明军事政治斗争置诸背景。
其次，《桃花扇》不是“香君传”。董每戡教授曾经酷评过，“近十多年来舞台上虽也有不少种《桃花扇》的改编本演出，却任何一种都距离作者原来的用意很遥远，也就是跟他几乎相反，在此注意少，轻描淡写了亡明痛史；在彼注意多，浓抹重涂着侯李姻缘，见经不见纬，因而都变成‘李香君传"，而不是孔尚任的《桃花扇》了。”（见《五大名剧论》）涂抹侯李姻缘，何以变成“李香君传”？除了董先生所说“见经不见纬”，远离了《桃花扇》的本旨，还有艺术上的原因：改编者疏于戏剧结构。审读原作，侯李二人自第十二出“辞院”后，便无缘相见，直至第四十出“入道”，全剧将终，始得重逢。在天各一方的那些场子里，李的戏较集中，成板块，冲击力也较强，侯的戏较零碎，又多枝蔓。改编者取李而舍侯，容易出戏，于是，为数颇众的“李香君传”纷至沓来。看来，必须向戏曲精神寻找吸纳各种艺术手段的可能性。比如戏曲的诗意和大写意笔法，通向极致的舞台假定性，无限自由的时空流动性等，用独白与幻觉突破樊篱，让梦境和现实交相糅杂，使天各一方的侯李同处一台，交流，或者不交流。
再次，尴尬的结尾。考《桃花扇》结尾，有些史实不可忽略：其一、顺治八年，侯方域在河南应过乡试，中过副榜；其二、侯方域终未出仕为官；其三、侯方域、李香君都不曾入道。原作结尾入道的处理固有作者的隐衷，但“大收煞”分明使戏“塌”了下来。欧阳（予倩）版“降清”型结尾好处在于戏剧陡起波澜，缺憾是经不起推敲。把侯方域应河南乡试提前三年，作为写戏未尝不可；而把未出仕写成投降派，则大谬不然了！一个复杂的灵魂忽然间变成一个简单化的政治标本。这里，决定地需要的是对明清之际士大夫生存状态与心理历程的考察。明亡以后，有继续抗清壮烈牺牲的，有浪游韬晦入山隐遁的，也有变节出仕留发易服的。侯方域可以归入第三类，而较接近第二类。士大夫多半过不了生死关，所有为变节而辩解的理由无一不是托词，然而他们的良知未泯，每每痛悔有加。侯之应试是经过反复思虑的，或欲屈从以求闻达，孰知只中副榜，这使他悔恨交加，郁郁以终。他自题堂名“壮悔”，享年仅三十有七，看来不无缘由。从某种意义上说，侯生的心理历程更能展现《桃花扇》所要抒写的兴亡之感，那也是中国千百年来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一种写照。如果说侯生应试易服，作成重逢时的难堪，导致最终的分手；那么李姬的无奈更甚于对方，她眼睁睁看着自己万般柔情构筑起来的偶像蓦地坍塌了，她幻觉中的完美被严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这不就是亡明的痛史吗？我的改编本的结尾，正是循此思路重新构建，或能为剧界提供另类样品。
执笔之际，我想到历史感。历史感是个有趣的玩艺儿，它有两层含义：一是让人们意识到历史已经死去，二是让人们意识到历史依然活着。我希望改编本能使人们获得历史感。
（摘自 《人民日报海外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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